摘要：2026年2月22日，第79届英国电影学院奖（BAFTA）颁奖典礼在伦敦皇家节日大厅如期举行。然而原本旨在庆祝电影艺术与多元包容的盛典，却因为一系列刺耳的种族歧视性呼喊以及随后BBC在转播中展现出的“选择性失聪”，演变成了一场波及全球的行业丑闻。

2026年2月22日，第79届英国电影学院奖（BAFTA）颁奖典礼在伦敦皇家节日大厅如期举行。然而原本旨在庆祝电影艺术与多元包容的盛典，却因为一系列刺耳的种族歧视性呼喊以及随后BBC在转播中展现出的“选择性失聪”，演变成了一场波及全球的行业丑闻。

事件的爆发点位于颁奖礼的黄金时段。当时，电影《罪人》（Sinners）的两名非裔主演、同时也是本届影帝大热人选的

迈克尔·B·乔丹

（Michael B. Jordan）与老牌影星

德尔罗伊·林多

（Delroy Lindo）正作为最佳视觉效果奖的颁奖嘉宾站在舞台中央。在林多准备发言的瞬间，台下突然传出一声清晰的种族歧视词汇“nixxxx”。视频记录显示，两位嘉宾在台上明显暂停了一瞬，林多脸上露出了难以掩饰的惊愕表情，但随后凭借极高的职业素养继续完成了发言。

这句极具种族歧视色彩的喊声并非来自潜入现场的极端分子，而是出自本届BAFTA另一部备受关注的提名电影《妥瑞氏与我》（I Swear）的原型人物、妥瑞氏综合征活动家

约翰·戴维森

（John Davidson）。戴维森患有严重的妥瑞氏综合症，并伴有“秽语症”症状：

根据《卫报》社会版块的深度科普，戴维森所患的是图雷特综合征中最极端的一种表现形式——秽语症（Coprolalia）：

- 非自主性： 秽语症患者发出的脏话并非出自本意。在大脑基底节功能失调的情况下，患者会产生类似“打喷嚏”般无法抑制的言语冲动。

- 社会禁忌指向：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秽语症的症状往往会不自觉地指向“环境中最不该说的话”。在高度强调种族平权的颁奖礼现场，N-word成了戴维森大脑中最容易被激发的“禁忌地雷”。

- 患者心声： 戴维森事后在声明中坦言，当时现场的强光、欢呼声和紧张氛围极大地诱发了他的症状。他描述那种感觉为“身体被另一个恶魔夺舍了”，他在意识到自己伤及他人后，已在半场掩面离去。

这种病症的残酷之处在于，它会导致患者在大脑基底节失调的情况下，产生如同“强迫性打喷嚏”般的言语冲动。更具讽刺意义的是，这类患者的爆发往往会不自觉地指向当前环境中“最禁忌、最具伤害性”的词汇。

这种病理性的挣扎正是其参与制片的电影《妥瑞氏与我》的主题。在当晚的典礼中，戴维森的失控并非孤例：当负责人萨拉·普特致辞时，戴维森在台下高喊“闭上臭嘴”（shut the fxxk up）；而当《布恩的童年》导演发表感言时，他又多次呼喊“去你的”（fxxk you）。

面对频发的状况，典礼主持人艾伦·卡明（Alan Cumming）在台上进行了多次紧急解释。卡明向在座嘉宾表示，背景音中的激烈发言是部分妥瑞氏症患者的非自愿表现，并感谢现场观众帮助创造一个尊重每个人的环境。

在典礼接近尾声时，卡明再次代表官方正式致歉，他强调妥瑞氏症是一种残疾，患者无法控制自己的言语，并对被冒犯的观众深表歉意。据《好莱坞报道者》披露，戴维森在对乔丹和林多发出种族谩骂后不久，于典礼开始约25分钟时自愿离开了颁奖大厅。

然而，戴维森的病理学解释并没能平息好莱坞非裔群体的怒火，反而引发了一场关于“残障权利”与“种族尊严”边界的恶战。奥斯卡影帝杰米·福克斯在社交平台上言辞激烈地指出，无论生理原因如何，这种公开的羞辱都是不可接受的。

演员温德尔·皮尔斯则更进一步地质问，为什么当冲突发生时，社会舆论首先想到的是宽恕发声者，而不是抚慰那些在台上直接承受了种族创伤的受害者。

皮尔斯认为，林多和乔丹在那种时刻被迫表现出的“大度”，本质上是对黑人群体尊严的又一次制度性压榨。这种不满在BAFTA内部也引发了剧变，非裔评委乔恩特·理查德森因不满组织方在保护嘉宾方面的彻底失败，已正式宣布辞去评委职务。

而BBC在颁奖典礼转播过程中的疏忽更是引来争议缠身的另一大原因。

英国电影学院奖颁奖礼采取的是三小时延时转播制，但BBC却在播出版中完整保留了针对乔丹和林多的那声N-word呼喊。这种保留与BBC在同一场典礼中展现出的严苛剪辑形成了鲜明对比：BBC剪掉了最佳英国电影首作获奖者、《父影之下》的导演呼吁“解放巴勒斯坦”的感言，也剪掉了主持人对特朗普的政治讽刺和保罗·托马斯·安德森发言中的“piss”。

尽管BBC辩称删减是为了控制时长，但外界质疑其在面对妥瑞氏患者言论时存在严重的失职。更有消息称，《罪人》的制片方华纳兄弟在事发现场就曾要求BAFTA在播出版中进行剪辑，并得到了“会有说法”的保证，但该要求显然被无视了。这种选择性的“失聪”彻底点燃了英国民众的怒火，甚至迫使保守党领袖凯米·巴德诺克公开指责BBC犯下了“极其丑陋且不可原谅的双重标准错误”。

直到事发十五小时后，BBC发布了正式道歉声明，承认未能按照原定计划在播出前将相关词汇删掉，并紧急下架了流媒体版本。

与此同时，BAFTA官方也发布了长篇联名信。普特与米利奇普在信中写道：

“我们要承认这引发的伤痛，并向所有人道歉。我们采取了措施让嘉宾了解约翰的情况，但一句大声的、极度冒犯性的词语依然被在场很多人听到了。我们毫无保留地向迈克尔·B·乔丹、德尔罗伊·林多道歉，并对让他们陷入如此艰难的境地承担全部责任。”

目前，BBC给出的最新解释依旧苍白，声称转播车里的制片人因为环境嘈杂而没能听清。这一借口在能够听到清晰录音的数百万观众面前显得荒诞至极。

BAFTA主席萨拉·普特和CEO简·米利奇普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信誉危机。在她们发给八千名会员的紧急信函中透露，组织方事先其实完全知晓戴维森的状况，并曾试图向现场观众做背景说明，但显然这一应急预案在实际的口碑灾难面前显得捉襟见肘。

普特承认，目前她们正与深受伤害的制片公司及受害者进行“极其困难且持续”的对话，学院也已启动了最高级别的内部审计，试图查明为何BBC的审核机制会在那一刻集体失灵。

戴维森本人在事后的道歉声明中痛苦地描述道：

“如果有人认为我的非自主性抽动是故意的或带有任何意义，我深感羞愧（deeply mortified）。我来参加典礼是来庆祝这部关于我人生的电影《妥瑞氏与我》，它比起任何别的电影或电视纪录片都要更好地解释了妥瑞氏综合症的起源、状况、特点和症状，我的一生都在支持和增强妥瑞氏群体的力量，教导他人同理心与理解。因为意识到我的抽动正造成困扰，我选择了提前退出会场。”

支持机构Tourettes Action也呼吁社会给予同情，指出此类神经性症状是患者每天都要面对的痛苦现实，而误解往往会带来孤立与心理健康危机。

值得注意的是，这场风波甚至波及到了技术层面。Google在典礼期间推送了一条包含该种族歧视词汇的通知，导致即便没有观看转播的公众也遭受了冲击，随后Google发布官方道歉，称对此深表歉意。

言论风波之外，我们也特别编译了这一篇来自Cinema Without Borders的对《妥瑞氏与我》的影评。这部电影根据戴维森的本人的经历改编，不仅获得最佳选角奖，男主角罗伯特·阿拉马约也一鸣惊人，击败提摩西·查拉梅、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迈克尔·B·乔丹、伊桑·霍克等强敌，获得英奥影帝。来看电影是如何笑泪交织地交代妥瑞氏患者在生活中面临的绝望和希望的：

《妥瑞氏与我》是一部罕见的剧情纪录片，它既饱含深情又毫不矫揉造作。影片刻画了一位男子的形象，他直言不讳的存在打破了人们的安逸，并在此过程中重塑了一个社群对差异的看法。《妥瑞氏与我》难以简单归类：它既是传记剧情片，又是观察式纪录片，也是对一个更温和社会的呼吁。它之所以如此震撼人心，在于它对真诚的坚持。影片中没有任何为了迎合观众而进行的粉饰、审查或修饰。每一个小动作、每一次爆发、每一次尴尬的停顿都被完整保留，然而，这种保留非但没有令人感到疏离，反而赋予了影片深刻的人性光辉。

影片的核心是约翰·戴维森的人生故事。这位苏格兰社会活动家患有妥瑞氏综合征，但他并没有选择隐瞒，而是将其转化为一种自我表达和积极行动的力量。从我们在银幕上见到他的那一刻起，我们就感受到，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位演员在演绎一种疾病，而是一个完整的人——一个顽皮、脆弱、机智、恼怒又勇敢的人。故事以一种身临其境的方式展开，让我们感觉自己不再是旁观者，而是参与者，仿佛我们正坐在酒吧的桌对面与他交谈，或是看着他在学校演讲前紧张地深吸一口气。

这部电影最出色的地方在于它捕捉到了日常生活的质感，而非急于追求煽情。导演柯克·琼斯将故事扎根于平凡的空间：狭小的厨房、充满好奇的教室、小镇的社区活动中心。在这些场景中，妥瑞氏综合征不再是抽象的，而是触手可及的；它如同弹珠般在墙壁间跳跃，融入对话，塑造着人们的反应，重塑着人们的固有认知。最终呈现的是一部不追求宏大宣言，而是着重刻画理解是如何逐步建立起来的、往往略显笨拙的过程。改变并非通过突如其来的顿悟来戏剧化，而是以犹豫的提问、侧目的眼神和笑声的形式呈现——这些笑声起初源于不适，最终却绽放出联结的光芒。

罗伯特·阿拉马约饰演的戴维森一角，以其惊人的真实感撑起了整部影片。他不仅捕捉到了戴维森机智敏捷、难以捉摸的性格，也展现了他的疲惫，以及长期被观察和评判所带来的压力。阿拉马约的表演精妙之处在于，

他拒绝让角色沦为励志的漫画式人物或悲剧式的闹剧

。他塑造的戴维森，前一秒还在肆意咒骂，下一秒就言辞犀利、思路清晰，而我们对这两种状态都同样信服。

围绕在他身边的演员阵容也同样出色，他们拒绝沦为花瓶。玛克辛·皮克展现了沉静的力量和同情心，却丝毫没有流于感伤。雪莉·亨德森饰演戴维森的母亲，她将一位从戴维森出生起就饱经风霜的母亲的疲惫和温柔演绎得淋漓尽致。彼得·穆兰饰演一位社区领袖，他以坚韧的温暖诠释了善意，并深谙行动胜于空洞的言辞。演员们的精彩演绎让电影世界显得真实可信，每个角色都因为与约翰毫不掩饰的存在感而发生微妙的变化。

从基调上看，这部电影展现了令人惊叹的平衡技巧。粗俗的语言贯穿始终，并非为了博人眼球，而是作为图雷特综合征患者真实生活的一部分。它常常令人发笑，偶尔也略显刺耳，但始终真实可信。这部电影最伟大的地方在于，它能够引导观众在不带恶意的情况下开怀大笑，共同体会语言不受控制地爆发时的荒诞。

这种笑声不再是障碍，而是桥梁；不再是排斥，而是包容。它也迫使我们审视自身的不适，意识到我们是多么容易将差异贴上“干扰”的标签，以及当我们以同理心看待幽默时，幽默又是多么容易转化为理解。正是因为这部电影没有回避这一点，它才让我们看到戴维森并非一系列症状的集合体，而是一个生活混乱而复杂的人，他的生活值得被理解。

支撑故事的制作手法优雅而克制。摄影摒弃了花哨的技巧，偏爱自然光和亲密的构图，让人物的面容和声音自然流露。剪辑刻意保持耐心，常常保留人物的反应或沉默，而非急于推进，提醒我们聆听与表达同样重要。配乐低调却饱含情感，在抒情段落和激昂的节奏之间切换，呼应了戴维森变幻莫测的节奏。就连配乐的选择也取材于戴维森成长的年代，赋予影片独特的地域感，却又不喧宾夺主。每一项技术选择都服务于故事的人性，而非分散观众的注意力。

然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影片所蕴含的倡导理念。它强调，

行动主义并非抽象的概念或局限于体制之内，而是融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戴维森的影响力并非源于一次演讲或一场激烈的抗议，而是源于他坚持不懈地出现、坚持发声、坚持让自己被看见。他一次又一次地选择公开露面而非保持沉默，即便这令他精疲力竭。通过这种方式，他教会了身边的人——进而也教会了观众——改变源于对话，表达不仅仅是象征性的，更是具有变革意义的。当影片最终展现出对他的公共贡献的认可时，与其说是对一个人的嘉奖，不如说是对一个社群的证明：

只要愿意倾听，整个社群就能不断进步

。

《妥瑞氏与我》之所以如此感人，恰恰在于它拒绝过度渲染励志。许多关于残疾的电影都落入了感伤主义的陷阱，让观众要么远远地仰慕，要么远远地怜悯。而这部电影两者都没有。它敞开了通往人性共通之门的大门，坚持认为戴维森并非个例，而是提醒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是多么脆弱、有趣、坚韧和难以捉摸。它不是一部“残疾电影”，而是一个关于人与人之间联结的故事，只不过恰好是通过一个残疾人的生活经历来讲述的，他的残疾让他看到了其他人想要隐藏的东西。

走出影院，萦绕心头的不仅是对戴维森本人的敬佩，还有一种更为平静的自我反思。这部电影让你思考自己如何应对差异，你是否经常逃避不适而非与之共处，你是否愿意让欢笑、尴尬和坦诚成为沟通的桥梁而非隔阂。很少有电影能将传记变成一面镜子，但《妥瑞氏与我》做到了，它不仅让我们审视戴维森的勇气，也让我们审视自己倾听的能力。

在传记剧情片泛滥的今天，《妥瑞氏与我》显得格外独特。它慷慨而不放纵，毫不回避而不残酷，鼓舞人心而不煽情。简而言之，它也是一部令人愉悦的电影——幽默、感人，充满了真实生活的种种复杂与美好。影片结束时，它会带给你一种难能可贵的感受：一种信念，那就是电影的精髓不仅在于讲述故事，更在于拓展我们看待彼此的方式。在当今世界，这无疑是一份弥足珍贵的礼物。

来源：深焦精选pl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