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许多经典电影中，冤假错案都是重要的母题——《辩护人》《十二公民》《肖申克的救赎》无不在提醒我们：当法律的天平失衡，个人的命运就可能在制度的缝隙中坠落。张译主演的电视剧《以法之名》亦以平反冤案为主线，映照出现实社会中那份持续的焦虑——我们对正义的信念，究竟能在

原文标题=影评书评｜从《肖申克的救赎》谈冤假错案与重刑主义

来源=水木网络法学

作者=星辉

一

《肖申克的救赎》剧照

在许多经典电影中，冤假错案都是重要的母题——《辩护人》《十二公民》《肖申克的救赎》无不在提醒我们：当法律的天平失衡，个人的命运就可能在制度的缝隙中坠落。张译主演的电视剧《以法之名》亦以平反冤案为主线，映照出现实社会中那份持续的焦虑——我们对正义的信念，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抵御制度与人性的缺陷？

在大多数人的认知中，法律是社会的基石。然而，当冤假错案发生时，人们才会意识到：这块基石并非坚不可摧，它也可能因权力的滥用、程序的懈怠、情绪的裹挟而出现裂隙。冤案的成因往往复杂：证据制度的不完善、办案机制的压力、社会舆论的裹挟、甚至是个体认知的局限，都会共同作用，推动一场“看似合理”的错误。正如呼格吉勒图案所揭示的那样——在“命案必破”的指标压力下，疑点被忽略，证据被解释，真相被牺牲。

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银行家安迪被冤入狱，却仍在漫长的牢狱岁月中保有信念。他的救赎不仅是个人的，也是对制度的隐喻：真正的正义，不能依靠上帝的仁慈或偶然的奇迹，而必须建立在人类自身对公正的坚守之上。现实中的冤案却远比电影残酷——那些“含冤者”的救赎，往往来自多年奔走的律师、坚持上诉的家属，以及偶然被触动的媒体。他们是制度的补丁，也是社会良知的最后防线。

冤假错案的根本问题，并非个别案件的偶然，而是“重刑主义”思维的普遍化。在高压治理的语境下，社会往往更容易选择“宁可错判，也不放过”，以严刑峻法来换取安全感与秩序感。然而，真正的法治并不以惩罚为荣，而以克制为贵。一个成熟的法律体系，不在于它能多快地惩罚罪人，而在于它能多稳地保护无辜。

正如一些法官所言，防止冤假错案的关键，不只是程序正义的完善，更在于整个司法系统是否敢于对抗惯性。每一次“扛住压力”的判决，都是对“命案必破”逻辑的逆行；每一个被平反的冤案，都是制度自我修复的迹象。

当我们谈论冤假错案时，其实也在谈论我们希望生活在怎样的社会——一个以惩罚为核心、以恐惧维系秩序的社会，还是一个以公正为底线、以信任为纽带的社会？《肖申克的救赎》让人相信希望，而现实中的法律应当让人无需依靠奇迹。

二

《十二公民》剧照

在谈论冤假错案时，我们往往关注个体命运的悲剧，却较少追问：为什么这样的错误会在一个“以法治国”的体系中一再发生？

这其实涉及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制度的构建，究竟是以什么价值取向为基础？

法律制度并非自然生长的，它是由社会权力结构、政治文化与公共价值共同塑造的。如果一个制度的首要目标是“维持秩序”，它便会更强调打击、震慑和效率；而如果它以“保障权利”为核心，就会更重视程序、证据与限制公权力。两者的差异，决定了司法系统在面对不确定与疑点时的反应方式——前者倾向于“宁可错判”，后者坚持“疑罪从无”。

冤假错案的根源，正潜伏在这种价值取向的选择之中。当“命案必破”成为考核指标，当社会舆论以“该杀则杀”的道德热情掩盖法治理性，司法人员便被裹挟进一种制度惯性之中。个体或许明知风险，却无法抗拒来自体制内部的压力——那种“杀也杀不得，放也放不得”的两难，正是重刑主义文化的缩影。

而在影视作品中，冤案题材虽然屡见不鲜，却常常止步于“个别办案人员的错误”或“良知的救赎”。这样的叙事逻辑让观众在情感上获得了宣泄，却回避了真正的制度性反思。因为一旦追问到根源，就不得不面对一个更尖锐的问题：我们的制度，是以惩罚为核心，还是以公正为边界？

防止冤假错案的努力，并不只是修补程序或改进技术，更关键的是重塑制度背后的价值坐标。一个以人权保障为出发点的法律体系，会承认错误的存在，并以公开与自我纠错来修复信任；而一个以威慑与控制为目的的体系，则往往在错误发生时，选择沉默与掩盖。

归根结底，冤案不是偶然的裂缝，而是价值选择的投影。真正的正义，不在于惩罚得有多快、多重，而在于制度是否有勇气保护每一个可能无辜的人。只有当愿意从“秩序优先”的逻辑，转向“权利优先”的理念，法治才能从被动救赎走向主动守护。

三

《以法之名》海报

影视作品中的冤案故事，往往将焦点落在人的善恶——有的讲检察官的觉醒，有的讲律师的坚持，有的讲无辜者的忍耐与救赎。这样的叙事固然动人，却也掩盖了更深层的事实：冤假错案并非源于个体的失误，而是制度导向的必然结果。

当一个司法体系被灌输“宁可错判，不可放过”的理念时，它就不再以“保障权利”为首要目标，而是以“维持秩序”“服从政治”“安抚舆论”为优先考量。这种制度性导向，会让办案人员在不确定中选择“安全”的一边——与其放过一个可能的罪犯，不如错判一个无辜的人。因为在政治考核、舆论风向乃至职业风险的层层压力下，“错判”往往无责，而“放过”可能意味着职业生涯的终结。

在这样的环境里，程序正义很容易被牺牲为形式。疑点不再被视为保护无辜的屏障，而成了阻碍破案的“麻烦”；证据不再被当作真相的基础，而被用来支撑预设结论。久而久之，系统内部会形成一种惯性：办案的首要目标不是寻找真相，而是尽快交出结果。

这种惯性，不仅来自权力结构的压力，也源于深层文化心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长期存在“重刑以止乱”的信念——严惩才能维持秩序，惩罚才是治理的工具。它与现代法治强调的“疑罪从无”“程序保障”之间，存在深刻的价值冲突。于是，当现代制度外观与传统治理逻辑共存时，便出现了表面的法治化与实质的惩罚化并行的局面。

因此，冤案的发生并非单纯的“偶发错误”，而是制度惯性的自然产物；它的纠正，也不应寄托于个别“有良知的法官”或“勇敢的律师”。真正的出路，是制度内部价值取向的重建：让“无罪推定”成为信仰，而非口号；让“疑罪从无”成为本能，而非勇气。

一个社会如果长期在“不可放过”的逻辑中运作，它获得的不是安全，而是恐惧；不是正义，而是惩罚的幻觉。 真正的法治，不在于它能惩罚多少人，而在于它能守住多少人的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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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剧集不打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