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淇，仍有迷魂

摘要：电影业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革，对电影而言，舒淇从不是「她者」，始终身处其中。不过越是艰难的时刻，大约越是能看清自己的内心，聊了关于电影的许多事，《人物》问舒淇：如果这个时候问你，电影对你意味着什么，你的答案是什么？

电影业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革，对电影而言，舒淇从不是「她者」，始终身处其中。不过越是艰难的时刻，大约越是能看清自己的内心，聊了关于电影的许多事，《人物》问舒淇：如果这个时候问你，电影对你意味着什么，你的答案是什么？

舒淇没怎么犹豫，答，「电影是我的人生」。

文｜

卢美慧

编辑｜楚明

「大她者」

用尽一切方法，清除地球上仍在做梦的人。

这是舒淇在《狂野时代》中的「任务」，在一个以「狂野」为名的年代，停止做梦，便能跨入永生之门。她扮演的「大她者」化身于这种不可撼动的意志，她是绝对理性和冷酷秩序的幻影，她要了结知觉、感受、情绪，她要建造一个无梦的世界。

拍摄现场，舒淇通常会接到毕赣一些抽象的指令，「这场戏要像跳舞一样」、「这场戏要飘一些」。作为演员，舒淇敏锐而高效，她有应对这种抽象指令的能力。确定合作之后，为了测试拍摄效果，毕赣用胶片拍过一段舒淇的样片。作为从胶片时代一路走来的演员，舒淇对眼前的一切都不陌生，胶片有数码替代不了的温度，当然容错率也低，这决定了演员必须高度紧张，表演必须准确且不能中断，一种很折磨也很过瘾的拍摄方式。

但胶片时代已经远去，毕赣最终选用了更现代的拍摄方法，不过那段样片呈现出的独特质感，为后期影片朦胧梦幻的基调提供了参考，舒淇理解这种取舍以及更多的取舍。1月中，《人物》在上海见到舒淇，化妆间隙她聊到那些观众无缘得见的素材，「其实我们拍摄了很多不同的版本，由浅到深、由深色到浅色，什么都有，有很多不一样的可能性」。

说起最舍不得的一场戏，舒淇侧过头，表现出急于分享什么的样子，「是我杀青的那个戏，没剪进去」。那是故事末尾，目睹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光影漫游，舒淇有一番对电影的告白，那段台词很长，大意是电影曾经带我们感受过这个世界的所有美好，「我们在电影中感受到快乐，感受到悲伤，感受到爱」，但一切都在消逝之中。舒淇告诉《人物》，那天演完整个人「特别难受」，「就感觉好像讲完那句话之后电影就没有了」。

这是属于演员舒淇的「迷魂」时刻。《狂野时代》之中，纵使以生命为代价也要继续做梦的人被称为「迷魂者」，历经100年的欢喜悲哀，舒淇再次面对迷魂者，以秩序的意志来说，她不应该有太多情绪，但望着眼前已经失去知觉的迷魂者，她脸上浮现出哀伤，「最后他已经不可控的时候，我要怎么悲伤地把他销毁？特别是他带着100年来所有人类的记忆？」

图源电影《狂野时代》

舒淇提到电影中易烊千玺和李庚希那段「放肆的狂奔」，闯过1999年最后一夜，迷魂者和心爱的女孩携手奔向江边的大船，新世纪的第一缕晨光照在他们身上，迷魂者知道拥抱的代价，亲吻会让他死去，初生的太阳会烧毁他的身体，但是那又怎样？他们要活着，要相爱，哪怕下一秒钟就死去，那又怎样呢？——

一些影迷在这段狂奔中想到《千禧曼波》中大步疾行的Vicky，那是在2001年，「世纪末」还不是一个被反复哀悼的符号，而是正在进行着的时间，侯孝贤静默的镜头之下，25岁的舒淇长发飞舞，她躁动、迷惘、美得放肆而侵略，正拥抱着人生的无限可能。

时间在电影中成为永恒后又决绝地逝去，2025年，是舒淇从影的第30个年头。这一年，除了《狂野时代》，她参演的Netflix剧集《回魂计》如期上线，几年前参演的小成本电影《寻她》也与观众短暂见面。除此之外，她还以一种更深刻和具体的方式与电影发生着连接，她转型导演，推出自己首部长片《女孩》。《女孩》入围第82届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随后在多伦多、釜山等多地展映，凭借此片，舒淇最终斩获釜山电影节最佳导演——她度过了忙碌而充实的一年。

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是，做电影越来越难了。《女孩》上映期间，舒淇告诉《人物》，《女孩》几乎是在一种与时间赛跑的紧迫感下完成的。2023年担任威尼斯电影节评审期间，舒淇明确意识到，沉浸式观影正在成为过去，电影业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革，对电影而言，她从不是「她者」，始终身处其中。不过越是艰难的时刻，大约越是能看清自己的内心，聊了关于电影的许多事，《人物》问舒淇：如果这个时候问你，电影对你意味着什么，你的答案是什么？

图源电影《千禧曼波》

「一份工」

1999年最后一天，舒淇记得很清楚，那一年自己「犯太岁」，过得不算顺利。年底，她得了重感冒，「非常非常严重，躺在床上起不来」。

跨年夜那天，她也只能躺在床上，全身瘫软。但世纪之交的香港，是世界上最繁华热闹的都市，「香港其实蛮好的，到了时间，外面就会喊 Happy New year！新年快乐！」

瘫在床上的舒淇听到外面的动静，觉得怎么也要起来意思意思，「我就说，不行，再怎么样我都要起来喊这一句」。

于是她硬生生从床铺这头儿爬到那头儿，起身推开窗户，对着窗外大喊一声「Happy new year！」然后滑到床边，「昏死」了过去。

资深影迷们津津乐道的一件往事是，当年筹备《卧虎藏龙》时，李安原本属意舒淇出演「玉娇龙」一角，但当时因为有片约在身，还要拍广告，舒淇拒绝了。

对出身底层的舒淇来说，刚刚在香港站稳脚跟，她需要赚钱，要给家人买房子。另一个被忽视的理由是，当时舒淇对电影的认知也被香港整座城市的节奏所塑造。2015年尔冬升拍摄《我是路人甲》，她看过后写下当年「身无分文背着一大堆乱七八糟合约」的自己孤身一人在香港打拼的经历——

一个小女子，口袋装着一两千块台币就千里迢迢漂到了香港。那时香港人的脚步快到我必须要用跑的才勉强追得上，但是没事，我有的是时间，还有满满的体力，你走得快，我在后面跳，累了，我还可以跑；了不起，山还是山，河还是流，跌倒流血了，麻醉自己说不痛不痛，用口水擦擦伤口，站起来继续走。

在这样的节奏下，舒淇早年对电影的认知很简单，那就是自己的「一份工」——

所谓电影，我以为就是进戏院买票看戏，坐着吃爆米花，嘻嘻哈哈地对着屏幕哭哭笑笑，紧紧张张，呼呼哈哈，演员？演戏？哈哈，一窍不通！反正就是在镜头前，他们让我做什么我便做什么，要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最最最重要就是要顺利把台词说完，因为他们很喜欢说「时间就是金钱」，你走错一步，说错一句，烧的都是钱。

所以回忆千禧年自己对人生的想象，舒淇告诉《人物》，「完全没有想法，我在二十六七岁之前，我就是工作，完全没有任何想法，因为太忙了。」有段时间，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一天轧三四部戏是常事，睁眼就在剧组，一场戏火速切换另一场戏，这一场刚一见钟情，下一场可能就是生离死别。早年到香港，舒淇基本不会讲粤语，她忙到完全搞不清楚自己在现场说了什么，但时间就是金钱，管她讲的是什么，摄影机不会停。

不过晚上回到出租屋，舒淇还是会守着电视机里的黑白粤语长片，一句一句跟练台词，有时候困得睡过去，做梦都祈求自己能一觉醒来说一口流利的广东话，「因为讲不好就老会觉得有压力，一听就是外来的」。

出道之初，身上那些乱七八糟的合约让舒淇饱尝过现实世界的冷酷，真的觉得老天或许对自己还不错是1996年拍摄尔冬升导演的《色情男女》，「直到一日，尔冬升导演找我……哇靠！尔冬升耶！这一定是在梦里！我拉着自己的头发，看看会不会痛醒……何德何能啊！是我上辈子好事做多了？或者我的祖先们好事做多了？怎会如此得到上天眷顾……」

一直到今日，舒淇看待世事仍有这种少女式的娇憨和兴奋，「我是一个很幸运的人耶，已经很幸运了不是吗？」尔冬升看似严肃，但对新人时期的舒淇很照顾，他给舒淇请粤语老师，也会在她自我怀疑的时候低声告诉她，「找你，就因为你是你，不用担心。」

另一个给了她许多帮助的是张国荣。拍戏间隙，张国荣会耐心教她演戏，也会跟剧组呼吁要多多包容，他十分笃定舒淇会闯出一片天地，「你很有天赋，相信我，不用脱衣服，你会走得更远」。

图源电影《色情男女》

《色情男女》中最动人的一段表演：舒淇眨着星星眼对张国荣说，「我知道我30岁之前一定会生一个baby，有个很疼我的老公，很有安全感的。我不用愁吃、不用愁穿。」说完这段，舒淇收起先前的一脸憧憬，台词也不自觉由粤语变为普通话，「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家里很穷的，父母常常吵架，那就因为家里穷嘛，没钱，自己又不行，因为书又读得不是很多，所以我就跑到香港来啊，我要拍戏，我要赚钱，我要赚好多好多的钱，回去让我爸让我妈过得好一点。」

次年，凭借在《色情男女》中的出色表演，舒淇摘下第16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配角和最佳新人。她泪洒领奖台，来自主流电影界的认可让她「从Nobody变成一个 Somebody」，眼前的世界开始不同了。

不过对当时的舒淇来说，一切仍浑然不觉，1999年最后那晚的昏睡过后，睁眼已是一个新的世纪，许多年后，李安和舒淇在金马奖担任颁奖嘉宾，李安憨憨地问，「舒淇啊，你跟那么多位导演合作过，在你的心目中，什么样的导演是最好的导演？」舒淇娇俏地跟李安开了个玩笑，「错过的导演就是最好的导演」。

命运的玄妙大抵总在这些阴差阳错之中，后来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2000年，舒淇遇到了改写和重组她整个演艺生命的侯孝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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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女孩

1998年，完成《海上花》的拍摄之后，侯孝贤整个人进入一种「空」的状态。作为导演，侯孝贤当时已通过《童年往事》《恋恋风尘》《悲情城市》等一系列作品确认了自己在影坛的宗师地位。那段时间，他没有「绝对要拍什么」的想法，在过往作品中，他已经将自身志趣和生命经验处置到极致，于是他琢磨着走出经验，挑战现代都市题材。

性格里有着顽童一面的侯孝贤后来在pub里混了几个月，50岁出头的他跟千禧年的年轻人天天混在一起，挤在舞池里摇头晃脑，耳朵里灌进不知多少口水和千禧世代的爱恨情仇。

正是那段时间，侯孝贤在一则沐浴露广告中第一次看到舒淇，广告中的那个女孩让他感觉「很自在，不做作」，于是托相熟的中间人约见。

见面的地方在侯孝贤日常办公的咖啡馆，许多年后回忆这次见面，舒淇给侯孝贤留下的印象是「非常悍」，「她来的那个态度，基本上就是我知道你是大导演，那怎样？」

舒淇的记忆是，「侯导是大师，像神一样，很严肃。我乖乖坐在角落，不知该说什么……他话少，就冷冷坐着观察我吃饭、喝茶，看我一举一动，像在研究我是什么样的人。」

侯孝贤确实在观察舒淇是什么样的人，接下来的《千禧曼波》中，两个人在片场几乎不怎么说话。跟香港片场分秒必争的工作方法截然不同，虽然舒淇的档期只有两个月，但侯孝贤每天好像都不着急，他尽量在中午、下午才开工，目的是让舒淇睡足，「每天她都可以很饱满地过来。因为她要对抗。」

侯孝贤不需要舒淇演Vicky，他要舒淇是Vicky，要她真的厌烦和真的愤怒。此前在香港打拼的几年，舒淇一直处在被观看和被使用的位置，镜头反复切换，根本没有缝隙让她进入角色。侯孝贤不要那些演出来的东西，他让演员自然进入情境，最激烈的时候「舒大姐真的会抡起椅子砸人」，这是他要的力道。

后来的故事被复述过很多次，2001年《千禧曼波》入围戛纳主竞赛单元，舒淇看完首映后回到酒店房间，对着镜子哭到停不下来，因为她「从没有想到自己能表演到那种地步」。侯孝贤理解舒淇这种反应，「在我的电影里面，我感觉她开始活了」。

关于戛纳，舒淇跟《人物》说起一段小插曲，她第一次去戛纳是2000年，这年《一一》《花样年华》《鬼子来了》集体闪耀戛纳——华语电影的奇迹之年。

舒淇参演的影片《小百无禁忌》入围了影评人单元，她和导演蒋蕙兰一起踏上各自第一次戛纳之旅。因为属于影评人单元，剧组没有放映前的红毯待遇。眼前的一切都让两个人感到惊奇，「蒋蕙兰导演其实也是特别可爱的一个女生，然后那时候就说，哇，因为整条街在海边，这边是五星级大酒店，车上都是漂亮的人，各式各样的，很舒适的一些（画面），比如（有人）带着狗，美丽的车子、美丽的人，阳光、沙滩，然后远远的那个就是电影的圣堂，那个地方的最尽头就是要走红地毯的地方。」

望着远处的红毯，舒淇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我就在想说，哇，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去那里？」但只是一个念头，「我也只是这样想而已，没有任何其他的感触」。

没想到隔了一天，她们收到《一一》的首映邀请，「那时候我特别土，我想说我总不能穿这样子去吧，然后特地跑去买了一套小洋装，去见了杨德昌导演，去看他的电影。」

真正的感触是在看过《一一》之后，「在那之前，老实说电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事业，对我来讲完全没有任何的概念」。戛纳的海风和夜色足够迷人，但最终俘获舒淇的还是电影本身，「我那个时候才有一个概念，原来电影可以这样子，就很像是我在读幼稚园，可能那天就是一下子到了一个研究所，或者是大学毕业，或者是maybe，我还可以再考一个国际班」。

电影世界里的离合聚散是如此迷人，仅仅过了一年，舒淇就随《千禧曼波》剧组踏上了戛纳红毯。这一年杨德昌重返戛纳担任主竞赛单元评审，侯孝贤与杨德昌两位台湾新电影的巨匠在彼此疏隔多年后关系终于有所缓和。编剧朱天文记得，《千禧曼波》首映过后，杨德昌找到他们打招呼，跟侯孝贤说到舒淇的表演，性情冷峻的杨德昌特地举起自己的大拇指。在朱天文的印象中，老友难得如此称赞一个人。

回头去看，舒淇与电影的关系也在这段时期发生了根本变革。作为在香港电影流水线生长起来的演员，舒淇在侯孝贤的镜头中触摸到另一种看待电影的方式，电影可以是诗意的，美的，静默却又充满力量的，电影可以凝视和封存时间，可以指向人类的命运和心灵。

懵懵懂懂进入这个行业时，舒淇对眼前的一切茫然不知，她不知道电影是什么，也搞不清楚演员的所谓使命，于是对那个年纪的人生，她一边承受，一边时常冒出没所谓的态度，最著名的是1996年王晶、刘伟强和文隽到台湾面试她时，她迟到了整整9个小时。

从台湾到香港，她更多也只是被动地工作，被动地接受指令，但《千禧曼波》之后，「我才开始真的去钻研一个好演员要怎么演戏，我现在拍以前，我知道我拍出来会是怎么样的，但是我拍《千禧》的时候我不知道。」

2001年，侯孝贤和舒淇在戛纳红毯图源网络

自由的小鸟

千禧年后，命运不断推着舒淇走向更远的地方。

自1997年香港回归开始，香港电影人北上拍片逐渐成为潮流。2000年冬天，舒淇随香港导演张婉婷赴北京拍摄《北京乐与路》，古都北京，地下摇滚，正在年轻和热泪盈眶的一代青年。

电影中舒淇饰演北漂女孩杨颖，一个草台歌舞团的舞蹈演员，死心塌地地爱着长发摇滚青年耿乐。许多年后回忆这部电影的拍摄，舒淇直言那时实在青涩，她的一口台湾腔曾引发不小非议，但张婉婷鼓励她，「真实的情感可以打动任何人，比发音标准更重要。」

就这样，台湾长大的舒淇和北京长大的耿乐，以及美国长大的吴彦祖汇聚于新世纪的北京街头，他们在摇滚青年聚集的树村晃荡，和着《国际歌》的旋律从地平线大踏步而来，有样学样喝二锅头兑雪碧，活得热烈真挚又格格不入。

北京零下好几度的寒夜，舒淇穿着超短裙坐在摩托车铁架后座，一脸甜笑贴在耿乐背后从天安门前疾驰而过。这场戏拍完舒淇直接冻出了眼泪，对温热气候中长大的她来说，那是「这辈子冻得最惨的一次」。另外一场戏是要穿三点式在大篷车的舞台上跳舞，为了镜头更亮眼，舒淇建议在胸衣前装饰上粉色毛毛，但正值寒冬，即使开拍前喝了二锅头暖身，舒淇还是冻得浑身僵直，不过最终看到镜头里的自己，她觉得这点苦「值了」。

图源电影《北京乐与路》

舒淇就这样一次次穿行于电影的世界。在更广阔的大陆市场，自《北京乐与路》开始，她演过北漂的女孩、上山下乡的知青、隋朝的风尘侠女红拂……与此同时，她依然是港片或合拍影片中的常客，她演美艳动人的女飞贼、心事重重的日本间谍、恐怖片里精神紧张的单身母亲……

她勤奋又高产，这种高强度的节奏消弭了她身上的地域性，时间长了，不刻意提起的话，人们很难说清她到底算是哪里的演员，同《人物》聊到这个话题，舒淇突然伸长脖子唱起歌来，「我～就～是～一～只～自～由～的～小～鸟～到～处～飞～」她将每一个音符拖得很长，明显很高兴的样子，「就像天气冷的时候就往南边飞，天气暖和就往北边飞，就是一只到处飞的小鸟儿，或者就是一艘漂泊的船，多好。」

《女孩》上映后，更多人看到了舒淇童年的伤痛。《人物》问舒淇，小时候是否会有那种「我要离开这儿，我要去更大的世界」的念头，舒淇想了想，好像没有，「我其实就是特别外向的一个人，我觉得我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下，我都可以找到让自己开心的点。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很少会自怜自艾，就哪怕我在痛苦的时候，比如说我到香港人生地不熟，其实我也不感觉到孤单寂寞，因为太忙了，因为你还是得让你（找点事做），你总是可以找到事情做的。」

这种「总可以找点事做」的热忱一路伴随舒淇至今，她说起疫情期间，每次飞来大陆都要经历21天的隔离，「每天在那小小的房间里，我待得也挺开心的」。她每天都会给自己找些具体的小事，然后把它们依次排开，「你要敷脸啊，时间到了，你还得做运动啊，拉拉筋，然后打扫卫生。其实你就是有很多事情做，听音乐、看书、追剧什么的，很忙的。」

自由的小鸟穿行于不同的地域，也飞跃过了漫长的时间。

2020年12月，《寻她》导演陈仕忠在上海第一次跟舒淇见面。直到舒淇真的出现在眼前，陈仕忠才敢相信，自己可以跟舒淇合作了，「你能想象到高兴的极限，真的疯掉了，就像做梦一样，真的像做梦一样」。《寻她》是陈仕忠的第一部长片，写剧本的时候，他脑子里的主角「陈凤娣」就是舒淇的样子，「凤娣虽然是一个南方农村女性，但写的时候，我一直觉得她是个侠女，脑袋里就一直想应该是淇姐的样子。」但那只是创作时的想象，那个时候陈仕忠只是一个刚刚走出校门、仅有短片经验，但对电影怀抱热忱的年轻人，他完全不敢想象有一天舒淇真的会变成凤娣，「我没有跟职业演员合作过，她是我合作的第一个职业演员，真的太不可思议了」。

电影之神给了陈仕忠的导演生涯一个梦幻开局，距离他们见面不到一年，《寻她》在广东惠州开机。陈仕忠兴奋的同时又高度紧张，拍摄时间只有31天，每一天的时间都被严格区隔，一分一秒都不能耽搁。回忆舒淇的第一场戏，陈仕忠至今惊叹不已，那是一个面部特写，开拍前陈仕忠给舒淇讲戏，「我说淇姐，你躺在这儿睡觉，闭着眼睛，摇臂会下来，我摇臂停住的时候你眼泪掉出来。」说完这句，陈仕忠脑袋里立马出现一个声音，「我说疯了，脑子有病吧我，人家闭着眼睛，怎么可能知道我的摇臂下来呢？」

陈仕忠想要再说点什么的时候，舒淇告诉他，「嗯，有点难，我试试。」接下来的场景陈仕忠毕生难忘，演员就位，摇臂开始下移，陈仕忠看着监视器里的特写画面，在最精确的时间，舒淇眼角流下了一滴眼泪。

接下来的31天，年轻的陈仕忠看到了舒淇表演的各种面向，他由衷觉得自己是个幸运的人，「我很幸运的是，所有的导演们已经把她雕琢和滋养过一遍，让我遇到走过所有这些路的舒淇。」走过这些路的舒淇是一个怎样的演员？

陈仕忠很笃定地回答——

「不是一个性格演员，而是一个伟大演员。」

图源电影《寻她》

「100部了耶」

演员黄渤已经同舒淇认识十几年，他觉得舒淇身上一直有种符号感，「因为客观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她本身是一个符号，是一个时代的符号，跟行业的符号」。黄渤告诉《人物》，作为看香港电影长大的一代，首先会本能地把舒淇归入香港电影的黄金年代，「她好像是我们曾经脑海中那种女明星，就比如像过去我们说张曼玉、林青霞，当然她再往后一点，再年轻一点，但首先会把她当作其中一员。」

黄渤认为舒淇最特别的地方在于，「感觉同时代的那些女星好像早已经都息影了很久，就不太活跃了。但她依然还在活跃着，到现在依然还在活跃着。」这种活跃并不止于工作，采访黄渤这天，碰巧舒淇因为给张学友洋洋洒洒写了2000字的粉丝信上了热搜，黄渤特地提到这件事，「就是她老是这么有活力，这个特别难得」。

两人第一次合作是2010年的电影《精武风云》，但那部戏两人没什么对手戏，黄渤在片场看到舒淇，「就是那种，哇，大明星啊」。2013年，他们在周星驰电影《西游·降魔篇》重逢，当时黄渤对出演孙悟空有点纠结，《大话西游》珠玉在前，他觉得自己演孙悟空95%会被骂，但耐不住周星驰一番游说，最终还是比其他演员稍晚一些进了剧组，碰到舒淇，「好像那时候她说这是第一次见面，我说之前见过，我说在那个（《精武风云》）」。

舒淇给了个「特别舒淇」的反应，黄渤学着她的语气，特傲娇地说，「她说，『像你们这样的小演员，我怎么可以放到眼里？我怎么能看得见你们？哈哈哈！』」

当时黄渤已经荣膺金马影帝，事业正如日中天，舒淇用她的方式让大家很快熟络了起来。

他们就这么相遇在周星驰的西游宇宙，「那个感受就是还蛮奇妙的，就是你脑海中的经典人物全都碰到一块了，然后完成这么一个好玩的东西」。

最好玩的一场戏完全出自偶然，周星驰的片场严格与愉快并存，孙悟空和段小姐的山洞会面后有段跳舞戏，黄渤和舒淇以为已经关机，两个人边跳边笑场，笑到颤抖也没停止跳，在一旁看呆了的文章则囿于玄奘的身份死死憋住不能笑，周星驰觉得这段不是表演的表演实在生动，最后剪进了正片。

往前说的话，黄渤恰好是《北京乐与路》时代的亲历者，跳舞完全不在话下，舒淇见招拆招，「她就是那种大大咧咧的，但是其实想达到周星驰的那种要求也不是那么的容易，那段确实挺不可思议的，大家就在那瞎聊胡聊的，也放松，也认真，结果效果意外得好」。

这段深得周星驰无厘头精髓的舞蹈，在那年春节给无数观众带去了实实在在的快乐。《西游·降魔篇》最终揽下12.45亿元票房，成为2013年内地票房冠军。这部电影也重塑了华语电影「春节档」的概念，从此春节档成为全年最强独立档期，2013年也被视为华语电影春节档元年。

图源电影《西游·降魔篇》

身处其中的舒淇、黄渤或是周星驰或许都没意识到，他们经历了华语电影的一个历史时刻。就舒淇个人而言，2005年，《最好的时光》助她拿下金马影后，2008年，她凭《非常勿扰》彻底融入内地市场，加上《西游·降魔篇》，舒淇成为两岸三地导演们最青睐的女演员之一。

演段小姐，周星驰说非舒淇莫属，「为这个女主角找了整整三年，两岸三地只认舒淇」。

跟姜文合作《一步之遥》，现场每拍一段，姜文都会带头鼓掌，「太棒了，你是我见过最会演戏的女演员」。

侯孝贤拍《刺客聂隐娘》，还是选舒淇，「每次拍电影，心中把演员过一遍，想想只有她了，没办法」。

2017年，黄渤决定启动自己脑海中酝酿许久的《一出好戏》，作为导演，在想象《一出好戏》的女主角时，黄渤没做其他选择，脑海里浮现的第一个人选就是舒淇。

「因为它是一个偏寓言一点的故事，又是个群戏。群戏并没有给每一个角色有它的成长（空间），我需要一个站在那儿，就已经建立完成的一个角色。」在黄渤看来，舒淇是具备这种能量的演员，「我不需要解释那么多，她就是一个大家感觉不是能够触手可及的一个美好。就是她像一个光一样，尤其跟马进的那个悬殊，我说如果舒淇能来的话，那就太好了，我什么其他的都不需要做了。」

某种意义而言，那个15岁就离家出走的台湾少女经历了二十几年的职业历练，最终让自己成为具备这种能量的演员。

对舒淇来说，这自然是人生的奇遇，她告诉《人物》，自己不是那种能停下来的性格，也很少会特别总结什么，但她突然很激动地说起自己新近一个「重大发现」，「你知道我已经拍了 100 部电影了吗？对啊， 100 部了。」

现场所有人都惊讶于这个数字，舒淇告诉《人物》，她没有刻意算过，但某天突然就意识到，「啊？什么？我已经拍了 100 部了！」她拿劳模刘德华开起玩笑，「我要去告诉刘德华，我也拍了100部了耶！」

承诺

是时候讲讲导演舒淇的故事了。

100部当然不都是佳作，2009年前后，连续出演多部商业片后，舒淇陷入倦怠，有次回台湾跟侯孝贤喝茶，有的没的聊了一堆，临走时侯孝贤突然问，「你要不要做导演？」

舒淇以为是玩笑，几年后拍《刺客聂隐娘》，侯孝贤追问，「剧本写得怎么样了？」

舒淇没问过侯孝贤，他怎么看出自己能成为导演，但侯孝贤有句话反复说了许多遍，「拍电影没那么复杂啦，拍你心里最想拍的那个故事就好。」

侯孝贤在《刺客聂隐娘》讲，「一个人，没有同类」。从聂隐娘的世界里走出，舒淇开始构思自己「最想讲的那个故事」，这个断断续续写了10多年的故事，就是《女孩》。

图源电影《刺客聂隐娘》

2023年9月9日，监制叶如芬接到舒淇从威尼斯打来的长途电话，在那之前，两人一直使用微信沟通，这通突然的电话让叶如芬有点意外，舒淇在电话中说，她决定要拍《女孩》。经验老道的叶如芬熟悉舒淇咋咋唬唬的性格，问她是不是来真的，「她就说，对，她说她看到很多新导演的创作，她觉得再不拍，她就老了」。

2016年，因监制电影《健忘村》，叶如芬与舒淇认识。2021年，叶如芬在重庆监制冯小刚主演的《忠犬八公》时，舒淇跑去探两个人的班，正值疫情，电影人凑在一起还是聊电影，舒淇跟叶如芬说自己看了一个不错的故事，「她就问我有没有兴趣当监制，她那时候是说我们俩做监制，然后找合适的导演来做」。叶如芬回忆，舒淇那个时候还没有流露出自己想当导演的欲望，但已经多多少少有了一些演员视角之外看待创作的目光。2022年，舒淇发给叶如芬另外一个剧本，「这次她也没告诉我有《女孩》这个事情，是别人写的剧本，她想给我看」。当时叶如芬还开舒淇的玩笑，「怎样，你给我看这个剧本，你是要当导演吗？」

转眼到了2023年8月，这次舒淇发给了叶如芬《女孩》的剧本初稿，「她说她有写一个东西，自己写的」，叶如芬有点惊讶。在业界，叶如芬向来以严格著称，舒淇显得小心翼翼，「她就跟我讲，她就是随意写了，断断续续的，叫我不要太认真，因为她也知道我是那种很严格的人」。

以叶如芬严格的目光来看，舒淇交给她的并不能算是一个成熟的剧本，「像散文，不太像是剧本，有很多很感性的文字」。这些感性的文字常常大段大段地出现，叶如芬猜想舒淇很多段落是一口气写的，「比如说主角要说对白那个冒号或是逗号句号她没有，她是连在一起」。叶如芬边看边改，帮舒淇做了分场。

但相比先前看的两个剧本，叶如芬被眼下这些文字里真挚和细腻的情感打动，舒淇写面包的香气，写阳光晒在脸上的感觉，写一个小女孩的孤独和害怕，「她写得很真，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样，我自己就会觉得好感动。」

到威尼斯跟舒淇的那通电话，叶如芬大概知道，舒淇准备好了。

不过把文字变成电影也没有那么简单，叶如芬给舒淇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改剧本。叶如芬觉得，舒淇性格里一直保留着某种天真，当然有时候也很欠揍，那通电话结尾，舒淇跟叶如芬撒娇，「我留在这边写剧本，那我的那个饭店费用可不可以报账啊？」

舒淇的迫切还有另外一个理由，2023年10月，侯孝贤家人对外发布声明，因罹患阿尔兹海默症，侯孝贤导演正式息影。

说起来，舒淇答应过侯孝贤很多事，《千禧曼波》之后，有阵子舒淇不大想接片，最终点醒她的是侯孝贤，「我对她说你还是要多拍片，多拍就是说，别人的角色写不完整，你自己去完整它。就是以前美国最早的劳伦斯·奥利弗，最好的那个演员一样。」

2005年，拍完《最好的时光》，舒淇经历过一阵抑郁症的折磨，莫名的情绪失落，严重失眠，体重一度不足90斤，就是那一年，蔡康永在节目中问她，「做演员，你开心吗？」舒淇听完别过头去大哭，节目一度中断录制。那年的戛纳电影节，侯孝贤听到瘦成排骨干的舒淇说想要退休，用他的方式拽住了她，「你就做，一直做，一直做。我希望你可以一直工作，多工作，多看一些事情，多去体会一下其他的人生。什么都接，什么都拍……这样最好。」

到2015年的《刺客聂隐娘》，舒淇已经不是那个伤心忧郁的小女孩，她成了享誉国际的女演员，面对记者《刺客聂隐娘》商业性和艺术性如何抉择的疑问，侯孝贤甩出过一则经典的「侯氏笑话」——

你要选择走那条路。不考虑观众，路就会越来越窄。像我拍《聂隐娘》其实是非常奢侈的，继续玩下去我可能会越来越没钱，但我还是想要继续再拍几部武侠，直到没人给我钱为止，实在没钱了我也可以找舒淇帮我。

命运让这句笑谈永远失去了下文。对舒淇来说，曾经的那些承诺，让她成为了后来的她，那余下的这个，没有理由不去完成。

给叶如芬打完电话，舒淇把自己关在米兰的酒店房间，闭关了15天改剧本。《女孩》宣传期间，舒淇跟《人物》描述那段时间的心情，「（《女孩》）是对侯导的一个承诺，就是感觉如果再这样拖拖拉拉下去的话，这个承诺应该完不成了。」

图源电影《女孩》

缝隙

知道舒淇要转型导演并且邀请自己担任摄影师，余静萍很意外。

余静萍也经历过「转型」，十几年前，她主要拍广告和平面，第一次同舒淇合作是拍洗发水广告加杂志封面，一天要完成两组拍摄，那次合作给余静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舒淇是天生的明星，之后每次有人问余静萍，觉得合作最好拍的艺人或者最难拍的艺人是谁，「舒淇都是我的第一名」。

觉得舒淇好拍，「是因为我提的任何不管合理或不合理的要求，她都能满足我」。洗发水广告有严格的用光和拍摄要求，余静萍可以发挥的空间很小，等到拍封面的时候，余静萍想要拍「一个很随性、很自由」的舒淇，她在摄影棚内随便找了一个角落，让舒淇摆了一些动作。这个时候余静萍瞥见角落里的一架梯子，然后小心翼翼问舒淇，可不可以在这个梯子旁做一个类似跪着的动作，「她马上，二话不说就『啪』一下跪了下去，然后就开始让我拍」，余静萍简直觉得中奖了，「我那时候只是觉得，哇，一个大明星，我做一个比较奇怪的要求，她也不会有疑惑」。

觉得舒淇不好拍，「是我觉得任何人拍她，我觉得都可以拍到她这么好」。这让余静萍感到沮丧，她用「小偷」形容摄影师的工作，「就是你一定要有跟别人不一样的触角，然后去偷到你要的，我一直期许自己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那个（角度）」。但作为艺人或明星的舒淇，几乎没有任何缝隙，余静萍根本「偷」不到什么，「我觉得无论是谁拍她，她都可以给到她最棒的样子」。

余静萍的这段描述并不夸张，《人物》拍摄这天，舒淇从化妆室走到镜头前短短几十米距离，散布的工作人员大都会忍不住惊叹「太美了」、「她怎么那么好看」。

过去30年，舒淇几乎是时尚界公认最出片的女明星，怎么拍怎么有，在不同时代，她出色地承担着一个女明星「美的义务」，电影节红毯、奢侈品广告、杂志封面和时尚派对合力打造出一个美的标本。「美」成为舒淇身上最顽固的标签，但也在无形中成为一道密不透风的屏障，美得近于神，真实的舒淇究竟是什么样子，被牢牢遮盖了。

余静萍和舒淇经常往返港台工作，社交媒体刚刚兴起的时候，舒淇常在脸书上求助，「有谁可以帮忙带个东西？」余静萍不时会当一下舒淇的「快递员」，但每次都是工作人员把东西送来，飞机落地后又有人来把东西取走，在余静萍的记忆中，舒淇还是她的「最好拍和最难拍的第一名」，美得不得了的大明星。

真正熟起来是几年前，余静萍和舒淇合作一部电影，因为种种原因，这部电影暂未上映。舒淇在电影中饰演一个复仇的女子，有场戏是舒淇被警察抓住，在车窗向外望的时候，剧本里写的是，她看到了小时候的自己，坐在喜欢的男孩身后，搂着他的腰。然后舒淇在车内「有一段百感交集的哭」，舒淇演完一条，导演很满意。

但余静萍觉得不对，跟导演沟通之后，余静萍找到舒淇，说了自己的想法，「我希望你那个哭不是大人的哭，你可不可以很像小孩子，我觉得可能是哇哇大哭，我想要看到一个你像小孩子离家，然后你看到一个很熟悉的大哥哥或你的亲人的那种哭」。

舒淇重新酝酿了一下情绪，「action!」余静萍举着摄影机捕捉她的情绪，舒淇给出了一段让余静萍震动的表演，「她哭到让我觉得……就是我拿机器就里面拍，我跟着哭得稀里哗啦」。余静萍告诉《人物》，跟舒淇描述那场戏时，她自己也不确定舒淇能给到什么，但那段表演真的让她惊叹，她终于「偷」到舒淇身上她从前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东西。

那段表演结束，两个人的情绪都没有立刻消失，舒淇抽抽嗒嗒哭着去准备下一场戏，余静萍跟着她在后面跑，「我蹦蹦哒哒跟在她后面哭，我就跟她讲说，我一向以为你是花瓶」。

接下来的画面很好笑，余静萍边哭边说，「所以我要跟你说抱歉，我觉得你真的太棒了。」那边舒淇一边擤鼻涕，一边往前走，两个人一起在那哭哭笑笑，「然后她就骂我，她说你很过分唉，我在这边都还在（演戏），你说我是花瓶！你给我记住，你竟然说我是花瓶！」

到经历完《女孩》的合作，余静萍很肯定，真实的舒淇，远比那个美得没有死角的舒淇，「要丰富、厉害得多」。

图源电影《女孩》

「因为你是导演」

叶如芬、余静萍，加上拍了30年电影的新导演舒淇，构成电影《女孩》的核心创作班底。

找演员阶段，通常是叶如芬根据剧本感觉找到相应人选，然后舒淇从各种工作中抽身，飞回台湾亲自去面试。叶如芬觉得舒淇这一点做得很好，「她需要跟演员面对面，她没有办法透过视讯或是看作品，她一定要面对面聊天后才决定。」

面试演员的时候，叶如芬通常坐在舒淇旁边，她能感觉到舒淇已经准备好了，「只是她在那表现得不知道，其实她很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但总归是人生第一次，所以每次面试，「她们在聊天的时候也会紧紧张张的，但我会觉得，不用啊，你们就自然地聊天呐」。舒淇通常会有一个撒娇式的反应，「哪有那么容易，当导演好难！」

判断不准的时候，舒淇会找叶如芬确认。面试电影中饰演Lily的林品彤时，这位12岁即摘下金马影后的小女孩表现得很紧张，舒淇事后跟叶如芬说，「她都不跟我讲话！」剧本里的Lily是个性格飞扬的女孩，但私下里的林品彤十分害羞。叶如芬告诉舒淇，Lily的设定是读美国学校，英文要非常好，「你紧张她也紧张，品彤有镜头她就会变另一个人，金马影后哎！」

跟新导演合作时，叶如芬有个习惯，通常会在开机前一天给导演写一封信，原本她觉得舒淇已经在片场待了30年，「不写也没问题」，但后来想了一下，还是很认真地给舒淇写了一封信。

站在监制的立场，叶如芬告诉舒淇，拍电影，现场状况瞬息万变，「永远是不会如你所想，在规划好以后一定会改变」。叶如芬还十分贴心地提醒舒淇，现在是新的世代，「意思是说剧组成员 70% 都是年轻人，他们不是我们那个世代，可以吃苦耐劳，然后承受谩骂。现在的年轻人，你一骂他，他就跑走了。」最后叶如芬告诉舒淇，「不管发生什么，反正我都会在你旁边。」

事无巨细地跟舒淇交代了一切，打好各种预防针，2024年8月，《女孩》正式开机。

开拍前，叶如芬又补上一条，在台湾拍片，导演礼仪很重要，「我告诉她说你是做导演，你要最早来，你要跟摄影师、灯光师沟通，怎么打灯，前面还要排戏，然后收工以后你不是女演员，一收工你就上车走了，你要留下来讨论一下明天要拍什么」。

舒淇一开始听得很崩溃，「哇！还要这么麻烦吗？」叶如芬跟她解释，「因为你是导演，所有的工作人都最在意导演，他们非常在意导演对他们的呵护。或是说一句，辛苦啦，谢谢你们，明天继续，他们就会觉得好有动力。」这也是叶如芬在电影行业一直的信条，「这些人都是在工作，虽然是为这个电影工作，但因为你的体贴，他们会为你多付出力气，你体谅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就是跟你站在一起的」。

另外，作为导演，要时刻做决定。「所有的道具、所有的服装，什么颜色什么材质，你都要讲清楚。不可能都丢给美术或是造型，人家给你选出来ABC，你还是要选。」

最初几天，舒淇跟叶如芬连连叫苦，「每天从早到晚 100 个问题，导演怎么要面对这么多问题？」叶如芬说，「不然嘞？因为你是导演，电影最后写的是你的名字。」

开机第一天，叶如芬看舒淇坐在导演椅上，「拍完在那里喊『卡』的时候，我就觉得，不错哦，很有样子」。舒淇的学习能力让叶如芬很欣慰，自己之前的「唠叨」没有白费，「她很聪明，她真的是我看过最聪明的，就是你只要教她一次，她马上就会领悟，而且自己会融会贯通的那种」。

叶如芬很不喜欢一件事——因为拍摄现场总是状况百出，很多导演会在现场谩骂或生气。一开始她的确有点担心舒淇现场会不会控制不住，「但是居然没有，几乎一次都没有」。

余静萍也提到了舒淇的稳定，「因为从性格上来说，我们两个都是急性子」。加上两个人都有在大陆和香港拍片的经历，回到台湾就更急，「台湾这边的节奏完全不一样，真的是特别不着急」。

但制作环境不同，着急也没用，「比如演员什么时候该进画面，什么时候该出画面，可能负责cue流程的同事就卡不对节奏」。急性子的余静萍有时候干脆在现场喊「我来cue！」，这时远处的舒淇会喊一嗓子，「她就说你太忙了，我来cue，然后我们两个那个 timing 就很完美」。随着拍摄的进行，两个人的配合越来越默契，「就是她在远方看监视器，我在这边操控机器，我们两个常常这样，然后一对眼睛，互相挑一下眉，然后互相觉得，『你看抓到了吧。』」

舒淇在片场图源电影《女孩》

女孩和《女孩》

但有时候，作为新导演的舒淇也会让余静萍感到头疼。

电影里有一场妈妈把女儿小丽赶走的戏，饰演妈妈的9m88原本是位歌手，人非常感性，剧本围读的时候，「她就说导演我没办法，我骂她的话我会一定哭」。舒淇大手一挥，说想哭就哭，「你想怎么哭就怎么哭」。当时余静萍听得满头问号，作为那个年代的女性，妈妈如果感性成那个样子，是不会让女儿受那些苦的。

在台湾，舒淇家和余静萍家到片场正好顺路，所以每天都是余静萍开车接舒淇开工，然后收工后再顺路送她回家。剧本围读的第二天，舒淇在车上跟余静萍说，「小余，你要记得提醒我，不准哭，就不准让9m88哭。」

舒淇告诉余静萍，前一天夜里回到家，她试着一人分饰两角，「然后她说不行，只要妈妈一哭，小孩就更不会走了」。

余静萍一边开车一边无奈，「对呀！我就觉得昨天在读本的时候，你怎么就能被说服了呢？」舒淇瞪了余静萍一眼，「我就是这样容易心软的啊，所以小余你要提醒我，真的不能哭！」

让余静萍印象深刻的还有舒淇给演员讲戏的方式，「我觉得她最棒的就是她不会当她是一个演员，自己演给演员看，她不会要求说你要这样演，她都是一直引导他们」。但引导就要花时间，后来余静萍跟舒淇说，能不能试试用简单、快速、有用的方法，「因为我觉得我们都合作过一些导演，他们大概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真的就会很直觉地要求」。

舒淇告诉余静萍，「可是我不想这么做。」

叶如芬也在现场观察到舒淇这种工作方式，她通常不做要求，而是尽量启发，特别是给两个小演员讲戏的时候，「她很细地在那里跟她们讲说，好了，你现在在客厅，那你现在是什么情况？等一下妈妈会怎么样，那你就要怎么反应？」

看舒淇在现场工作的样子，叶如芬常常会有某种恍惚，「因为侯导就是这样拍戏的」。

舒淇给演员讲戏图源电影《女孩》

叶如芬告诉《人物》，对她们这代台湾电影人来讲，每个人至少都有一部「侯孝贤」，对她而言，这部电影是《恋恋风尘》，他们都是看着侯孝贤的电影爱上电影，然后投身电影业，一部一部做到今天，「所以看舒淇导戏，就会有一种熟悉，因为侯导拍戏就是这样，非常生活化。摄影机在那里一摆，让你自己做动作、自己演，然后他看你那个生活的气味，然后抓出来。」

在这种熟悉里，叶如芬也看到作为导演的舒淇「非常成熟的一面」，「虽然她拍了那么多电影，但你明显能感觉到，她是侯导那个体系出来的」。叶如芬有时候会在舒淇撒娇耍赖的语气中感受到某种自信，「她的自信是她知道她会怎么做，那是那个体系给她的」。或许舒淇自己都没意识到，「但当她要发挥的时候，那个力量就出来了」。

就这样，舒淇带着电影业过去30年对她的滋养，带着她自己或许都没有完全意识到的力量，也带着对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一个人未完成的许诺，在一群伙伴，尤其是身边两位专业而体贴她的女性电影人的扶助下，完成了《女孩》的拍摄。

2025年9月4日，距离之前那通打给叶如芬的电话刚好两年，《女孩》在威尼斯电影节举行了世界首映。电影的故事用了两年完成，但对舒淇或者那个本名林立慧的女孩来说，走到那个时刻却几乎用了整个人生。

余静萍一直记得拍摄小丽被施暴的戏份，舒淇很坚决地告诉她，不想要直接的暴力镜头，「她就觉得我就是要这样，因为那个无声胜有声，她一直告诉我，你不晓得其实被打算是最不痛的了」。

那个片段，饰演小丽的白小樱演了几次，每次表现的恐惧程度都不同，她们需要在现场捕捉表现最好的那一条。后来几乎每一条余静萍都问过舒淇，「那她这一次躲在这里这样恐惧，最后她会被打到什么状况？」

记忆与现实交错于舒淇接下来的回答，「这一条，她就直接被打到晕倒啊」、「这一条，一拳就晕倒了」、「这次没有晕倒，还不错」……舒淇每次都说得轻描淡写，但余静萍听得异常难过，「你真的可以从她语气里面听到，嗯，我就是这样长大的。就很难过，真的让人很心疼」。

对舒淇来说，虽然那些伤害的遗迹依然时常让她不安，她恐高、幽闭恐惧、至今每次坐电梯仍感到害怕，甚至作为女明星的她每次走红毯其实都害怕自己会摔倒，但她早已不是曾经那个害怕得瑟瑟发抖的小女孩了，她解救了自己。

威尼斯首映结束的那一刹那，全场观众起立鼓掌，掌声持续了很久，舒淇置身人群，哭得红了眼睛——那几乎是从影30年来，美得没有死角的舒淇，第一次放任自己在人前「失控」。舒淇告诉《人物》，电影结束的那一瞬间，她终于松了一口气，她做到了。

舒淇在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女孩》首映结束后落泪图源网络

明亮

导演陈正道是舒淇的好友，2024年，他们合作了Netflix剧集《回魂计》，那之后，又合作了《狄仁杰之三尸九虫》。最初知道舒淇要当导演，陈正道心里飘过一个念头，「导演哪是那么好当的？」

后来在《狄仁杰》片场，陈正道在舒淇的房车上戴着耳机拿着iPad第一次看了《女孩》。陈正道形容他和舒淇的友谊，「在她面前我真的可以完完全全做自己，我不用担心讲出什么很mean（刻薄）的话会伤害到她」，所以看电影时也没什么社交方面的负担，「一开始我真的有点担心看不完，因为拍片现场很浮躁」，但看了20分钟，他就被故事和画面吸引。等到影片结束，陈正道不自觉掉下了眼泪。

陈正道用「真与拙」形容《女孩》这部电影。《女孩》拍摄时，陈正道去探过两次班，几十人的剧组，标准低预算的独立电影规格，舒淇戴着防晒手套和大帽子，没有上妆的脸上全都是汗，在现场跑来跑去给演员讲戏，这跟陈正道最初的预期不同，「就觉得她好辛苦，其实演员都经历过最大的规格、最多的帮忙，也认识最多的人脉，比很多新导演的门路多得多」。舒淇的节制和真诚让陈正道感动，「我觉得舒小姐完完全全就是保留了自己真正要讲的故事，她只想真诚地说一个故事」。

图源电影《女孩》

跟《人物》聊舒淇之前，事事周全的黄渤突发奇想，「最近这不就是，又是 AI 又是 DeepSeek 什么的，我就问了一下，就简单说舒淇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黄渤得到的答案是，「舒淇从一个被命运和舆论推着走的女孩成长为了自己人生剧本的编剧和导演。她的故事之所以动人，并非因为一个完美逆袭的神话，而在于她展现出了一种真实的力量。不否认来路，不畏惧将来，将生命中所有的痕迹，无论是伤痕还是荣耀，都内化为前行的动力与创作的养分。」

黄渤觉得AI总结得挺好，但让他自己形容，没有这些花哨的言语，他觉得十几年来，舒淇给他的感觉一直没怎么变，「简单，其实她是特别简单的一个人」。

虽然黄渤曾在综艺节目中调侃，「跟女神相处要留出一个下跪的距离」，但私下里相处，黄渤脑袋里都是轻松的记忆。舒淇笑点奇低，又特别能开玩笑，即使很久不见面再见还是会让人觉得亲切。记忆里最快乐的画面是2014年拍摄电影《寻龙诀》，在中影基地，每天收工后，黄渤的房间就成了大家的酒吧，「大家把带的酒什么的也都放在我那儿，每天基本完了就都去我那儿，然后就聊开了」。那时候似乎有聊不完的天儿，最常出现的一个画面是，其中一个人突然说，「不行了，收摊儿收摊儿，明天还得早起开工呢！然后下一个镜头，就两点了。」

那段时间，夏雨痴迷变魔术，经常喝到后半场的时候「丁零当啷带着一堆机关就来了」。回忆这个片段黄渤至今忍不住笑场，「夏雨可能此生碰到的最大的杀手就是舒淇」，夏雨变的是近景魔术，在一旁摇着红酒杯的舒淇专门挑他的破绽，一经发现立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上去，生生把夏雨的手掰开，「边掰边笑，急得夏雨在那儿喊，『这还怎么玩儿？』」

那是中国电影烈火烹油的年月，商业大片动辄数亿投资，小成本电影也有自己的生存空间。那样的年月一去不返，带《女孩》环游了半个地球，舒淇不得不面对当下电影行业所处的现实。

「虽然在国际上我们有非常好的成绩，但是票房不好这件事对她来讲是一个很严重的打击，她就还是说做导演太难了。」《女孩》上映后，叶如芬跟她聊天，闲聊中说起未来的打算，「我说你看，比如说像张艾嘉，张姐，她又是演员，也做监制，也做导演，看到好的故事，都还是会继续做。你现在 50 岁了，你也会面临你未来，你想做什么？」

舒淇跟叶如芬说，「我要想一想啦。」

但经由这次合作，叶如芬很确定，这只是舒淇又一次的「撒娇」，她不是那种轻易沮丧的性格，「我说你慢慢想，但我觉得做导演这件事就是当你做了，你就很难忘记」。

叶如芬这么坚定的理由很简单，「她已经通过当导演这件事面对过她最真的那个自己，我不觉得她会停下来」。

采访中《人物》说到电影业当下的凄迷，人类以电影造梦和入梦，或者说属于电影艺术「最好的时光」真的已经过去了吗？

舒淇先是绕开了问题，她说就好像人生一样，「我觉得最好的时光不是一段，而是常常都会有的」。早起头晕晕地喝一杯好喝的咖啡的时候，吃到一道好吃的菜的时候，「我觉得人生不同的阶段，每一天、每一个时刻，只要你不要那么悲观，你只要好好地享受你的人生，所有的人生都有很多很多美好的时光」。

但很快，她很认真地讲起电影在自己生命中的位置，「我觉得我应该就是为电影而生」。她还真幻想过另外一种人生，「虽然我一天到晚幻想我自己去做个歌手，去做个唱跳rapper，但我觉得不是说我喜不喜欢电影这个东西，而是它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哪怕我没有在拍电影，但我也在看电影。我还是会研究电影，各方面不同的电影，好的电影，不好的电影，所有的电影都有我很喜欢的影子。」

陈正道说起拍摄《狄仁杰》时的一件小事，那阵子拍摄遇到难题，他感觉困扰，有次和舒淇闲聊，还是他们俩习惯的互损模式，「我就讲了一句很毒的话，我说我就是拍得再差，也不会比那部《XXXX》差吧？」

但那次舒淇很认真地告诉陈正道，不管一部电影票房口碑如何，「我觉得我没有接过一个片子是觉得后悔的」。

陈正道用「明亮」形容舒淇给他的感受，他说起他们最初相识的时候，通常和演员见面，对方往往会关心预算、番位、制作规模，但舒淇只问他，「我们要拍什么哦？」

《狂野时代》的结尾，大她者将迷魂者送入虚空，伴着放映机吱吱呀呀的声响，电影以一帧字幕做了结尾，「再会，纵然这场幻梦充满苦楚！再会，纵然这场幻梦已经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