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母亲是东台人,她的传奇人生被拍成电影

快播影视 欧美电影 2026-02-01 07:54 2

摘要:她是潜伏在蒋介石身边十余年的速记员。萧克说她“不用千钧棒,赛过孙悟空”,毛泽东赞叹她能让国共谈判变成“玻璃瓶子里押宝”。她谨遵周恩来的教导,做了一辈子“无名英雄”。她就是隐蔽战线上的红色女特工、被称为按住蒋介石脉搏的沈安娜。以她为原型拍摄的影片是《谍战玫瑰》。

她是潜伏在蒋介石身边十余年的速记员。萧克说她“不用千钧棒,赛过孙悟空”,毛泽东赞叹她能让国共谈判变成“玻璃瓶子里押宝”。她谨遵周恩来的教导,做了一辈子“无名英雄”。她就是隐蔽战线上的红色女特工、被称为按住蒋介石脉搏的沈安娜。以她为原型拍摄的影片是《谍战玫瑰》。

沈安娜的母亲杨淑怀是江苏省东台县人,出身于封建世家,具有典型的大家闺秀风范。她的生平经历与性格特点在沈安娜的成长和革命生涯中留下了深刻印记。《沈安娜大伯父——光绪泰兴翰林沈文瀚》一文记录了沈安娜本人撰写的回忆录,其中,有一段关于其母亲的回忆:

我的大伯父沈文瀚是前清光绪年间的进士,任翰林院编修,是长达二十六卷的《宣统泰兴县志》的总纂,1922年秋去世。二伯父、三伯父早年天折。父亲沈季航排行老四,是清末秀才,20世纪20年代曾在家里设私塾,后执教于县立城东女校及襟江小学,教授国文、地理等课程。

清末民初的沈家,作为大户人家,有四个门堂。沈文瀚身为翰林,住的门堂最大,后院还有一座小洋楼作翰林书房。大门内的回廊上有一顶褪了色的轿子,大伯父外出办事都要坐轿前往。那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我的母亲杨淑怀是江苏省东台县人。当年外祖父与大伯父因一同进京赶考时相识,遂成为莫逆之交。沈文瀚在与杨先生闲谈中,讲到四弟季航为人忠厚,尚未娶亲,杨先生立即表示愿将长女淑怀嫁于季航。不久,沈家便请了媒人上杨家说媒。杨家则信守诺言,包了一条船,载了嫁妆,将杨淑怀嫁到泰兴沈家。

我的母亲封建世家出身,眉清目秀,一副大家闺秀模样。她持家有方,为人贤惠,遇事颇有主见。大哥大嫂的年纪比她大很多,再加有“长兄如父,长嫂如母”的传统,母亲对大哥大嫂非常尊敬,只是对大嫂逼着女孩子缠小脚的做法很是不快,因为她自己有缠小脚的切肤锥心之痛。

东台与泰兴地域相近、人文相亲,杨淑怀的东台背景成为沈安娜晚年回忆中强调的家族纽带。沈安娜深情提及母亲来自东台,并以此身份为荣。

1948年4月14日,南京《中央日报》刊登了一张国民党中央党部礼堂的照片:蒋介石站在主席台中央慷慨陈词,后排右侧两位速记员正埋头记录。谁也不会想到,离蒋介石仅几步之遥的女速记员,竟是中共秘密情报员。

她就是沈安娜,凭着一支素笔潜伏敌营14载,被称作“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人”,却始终谦称自己只是“中央特科的小兵”。

她与丈夫华明之的“夫妻情报组”,甚至扩展成“情报之家”,用忠诚与智慧书写了隐蔽战线的传奇。

1948年4月4日摄于南京丁家桥国民党中央党部礼堂。照片上离蒋介石仅有几人之隔的女速记员(后排右二),就是中共秘密情报员沈安娜。

1915年,沈安娜出生在江苏泰兴的书香门第,自小就带着一股倔强——7岁时为反抗裹脚,半夜偷偷剪开裹脚布,几番抗争后终于让家人放弃旧俗。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为帮姐姐摆脱包办婚姻,她毅然陪姐姐离家赴上海求学,凭借一篇《求学》作文被南洋商业高级中学破格录取,还减免了三分之一学费。

那时的沈安娜,身边有不少同学已是电影明星,她也曾动过拍进步电影的念头。可命运的转折,始于1934年的那个夏天。因交不起学费,她辍学进入上海炳勋中文速记学校,半年后恰逢国民党浙江省政府来校招速记员。起初她满心抵触,觉得“去衙门伺候官老爷不舒心”,直到学长华明之和舒曰信找到她——原来两人都是中共党员,受中央特科指派,希望她打入国民党内部获取情报。

穿上军装的沈安娜。

“情报工作是不是革命工作?”19岁的沈安娜睁大眼睛问。得到肯定答复后,她当即点头:“我要革命,我不怕死!”

这一年冬天,原名沈琬的她,带着绝密使命奔赴杭州,没有成为聚光灯下的明星,却成了潜伏战线“演技绝佳”的“女主角”。

当时中国的进步青年都向往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所以沈家姐妹都改成了苏联女孩的名字,姐姐叫“伊娜”,妹妹叫“安娜”。为了工作保密,她们对外依然用原来的名字。

19岁的沈安娜

初入浙江省政府秘书处,沈安娜靠每分钟200字的速记技术和一手蝇头小楷迅速站稳脚跟。第一次回上海汇报时,她竟直接把机密文件和速记稿混在衣物里带回,虽被姐姐埋怨“冒失”,却意外得到中央特科的直接领导王学文的称赞:

“安娜第一炮就打响了!”

也是这次与王学文的见面,她记住了党的秘密情报工作的铁律:“心里革命,但不能暴露进步思想,表面上要说国民党的话,做国民党的事”等,还学会了用碘酒显影的密写技术。

有次,回到杭州的沈安娜正在集体宿舍里趁没人密写情报,室友突然敲门,她慌忙藏好药水。次日,她发现皮箱被撬,没写完的密信不翼而飞,不觉惊出一身冷汗,后来才想起信被自己带在身上。面对室友“你是共党”的质疑,她反客为主:“这是脚气药水!你撬我箱子还诬陷,我要向上级告状!”一番交锋后,风波平息,她也趁机搬到待人厚道的科长薛元燕家里,既解决了工作环境,又多了层“保护伞”。

药水风波后,组织上也觉得沈安娜同时负责拿情报、送情报不够安全,王学文决定由沈伊娜兼跑交通,去杭州取情报,沈安娜只当情报员。伊娜在沪杭之间跑了几个来回后,实在忙不过来,加上一个女子常在外奔波有所不便,便换了正在国民政府交通部上海国际无线电台当业务员的华明之指导、联络安娜的工作。充满风险的秘密情报工作,成了他们爱情之花的催化剂。

1935年秋天,经组织批准,沈安娜与华明之在上海结婚。婚后两人默契配合,形成“流水作业”:

沈安娜白天获取情报,深夜翻译速记稿;华明之后半夜整编、密写、传递,一对夫妻情报组就此诞生。

可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杭州沦陷,浙江省政府西撤,沈安娜与华明之不仅与组织失联,手中的情报也失去了传递方向。

从报纸上得知中共领导人在武汉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后,夫妻二人决定“千里寻党”

:华明之留守维持生计,沈安娜请长病假,独自踏上征程。1938年5月,历经上饶、南昌、长沙等地辗转,她终于抵达武汉,却在100多万人的城市里找不到组织。直到某天街头偶遇华明之的入党介绍人鲁自诚,才在“八办”见到周恩来、董必武。

更意外的是,董必武交给她一个更重要的任务——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原来她在浙江时的“老领导”、浙江省政府主席朱家骅,此时已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秘书长。沈安娜按指示找到朱家骅。朱家骅本来就对这位工作勤恳的“老部下”印象不错,见她千里迢迢找来武汉要“为党国效劳”,马上表示中央党部正缺速记员。随后,他又问道:“你是不是国民党员?中央党部秘书处的人,尤其是机要处,必须是国民党员才行。”面对提问,她灵机一动:“我在浙江时还年轻,没有参加,现在我要求参加,可以吗?”朱家骅当即安排“特别入党”,让她拿到了带有“特”字的党证——这张党证,成了她潜伏的重要护身符。

同年10月,沈安娜的“特别入党”手续一办下来,朱家骅就亲自指示机要处长张寿贤,安排她成为了机要处的机要速记员。到了办公室,沈安娜惊喜地发现,机要处除她之外,只有另一名年长的速记员徐漂萍,并且,徐漂萍用的速记方法是“张才速记”,跟她自己使用的“炳勋速记”互不相通。这就意味着,沈安娜的速记稿在整个国民党中央党部,只有自己看得懂。

沈安娜使用的速记符号。

不过,她并不满足于此,为了更加保密,她又自创了一种速联符号。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国民党中央党部”这个词组,原本需要几个符号表示,而用她独创的速联符号就只需一个符号。这样一来,即使别人找到炳勋速记教科书对照,也无法识别她的速记。有了独一无二的“密码”,沈安娜的工作很快步入正轨。

可1942年秋天,危机突然降临:上线徐仲航被捕,约定取情报的日子,熟悉的“嗒、嗒嗒、嗒”敲门暗号再也没响起。两个身份不明的特务找上门,拿着她写给徐仲航的试探信质问:“徐仲航是共党,你借他钱是被收买了?”沈安娜强装镇定,掏出“特别党证”反驳:“我孩子生病借钱,这也叫收买?你们有证据说他是共党吗?”唬住特务后,她连夜烧毁藏在竹竿里的情报,清理所有敏感资料。

1940年,一家四口拍摄于重庆。

接下来的三年,是她人生最煎熬的时光。一家四口挤在重庆上清寺不到10平方米的小屋,隔壁就是宪兵队,常传来拷打声。她要在会议上听着反共叫嚣强装平静,要把情报藏好又因无法传递而无奈烧毁,甚至拒绝了中央党部换大宿舍的提议——怕组织来人找不到。1942年11月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上,元老张继突然喊“共产党就在你身边”,坐在速记席上的沈安娜,手心攥满冷汗,却始终没露破绽。

在重庆时,情报就藏在这个铁皮小箱子里。

晚年的沈安娜曾经回忆这段岁月,她说,1942年秋至1945年10月,“这三年是我和老华一生中最痛苦、最难熬的岁月。”

所幸,随着抗战胜利,沈安娜夫妇终于盼来了组织的声音。直到1945年10月的一个晚上,久违的敲门暗号响起,老领导吴克坚站在门口。沈安娜哽咽着喊出“老吴啊”,积压三年的委屈与期待,在这一刻终于释放。

重新与组织接上联系后,沈安娜的情报工作愈发精准高效。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期间,她每晚参加国民党政协委员的秘密“党团会”,记录他们商议“谁攻谁守、谁唱红脸”的策略。散会后,她连夜翻译速记稿,华明之浓缩整理,交通员总能在次日清晨把情报送到周恩来手中——中共领导人甚至比国民党委员更早看到他们的“底牌”。

她还擅长抓住偶然机会挖掘“情报富矿”

。1939年,兼任中统局局长的朱家骅要去中央训练团做报告,心腹秘书杨公达找她代整理讲稿,还给了她一堆中统局的绝密资料。沈安娜趁机用速记记录关键信息,次日以“核实内容”为由再借资料,最终完整掌握了中统局的组织架构和活动手段。华明之也在工作中发现过国民党各军、师驻地的绝密文件,在组织协助下,连夜抄录后将文件完好送回,没留下丝毫痕迹。

1949年农历新年后,解放曙光初现,沈安娜夫妇接到指示:不必跟随国民党南撤。4月,沈安娜以“安排家务”为由从南京撤到上海,结束了14年的潜伏生涯。这一年5月1日,中央情报部通电嘉奖吴克坚领导的情报系统,沈安娜和华明之换上军装,将惊心动魄的过往轻轻翻篇。

此后半个多世纪,他们的故事被尘封在档案里,连女儿华克放都只知父母参加过革命,不知具体经历。直到2008年《红岩档案解密》出版,“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人”才被公众知晓。可沈安娜始终不认可这个称呼,反复叮嘱女儿:“不要把我拔高,只有党中央能按住蒋介石的脉搏,我们只是情报系统里的普通一员。”

晚年的沈安娜

晚年的沈安娜和华明之过着“阳光”的生活:他爱音乐绘画,她爱摄影书法,两人还总捐钱捐物,甚至把家里的被子捐完后,让保姆买新被子继续捐。

2010年6月16日,95岁的沈安娜与世长辞,弥留之际仍呓语:“我暴露了,他们抓人了,从后门走……”

14年潜伏,她用素笔记录敌情,用丹心坚守信仰。没有灯红酒绿的周旋,只有“小职员”的谨慎与坚韧;没有孤胆英雄的传奇,只有“夫妻档”的默契与忠诚。

沈安娜曾说:“我们是中央特科播下的小种子,在党的领导下生根开花。”

这颗种子,终在历史长河中,绽放出永不褪色的光芒。

来源:东台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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