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扫毒2：天地对决》无疑属于近年来在大陆市场攻城掠寨的港式动作大片系列，它同时也携带着邱礼涛的专属基因。这部由刘德华、古天乐和苗侨伟领衔卡司阵容的影片制作费用高达2500万美元，动作场面刺激性十足，甚至为结尾的地铁站追车戏按1:1比例搭建了港铁中环站实景。算上

《扫毒2：天地对决》无疑属于近年来在大陆市场攻城掠寨的港式动作大片系列，它同时也携带着邱礼涛的专属基因。这部由刘德华、古天乐和苗侨伟领衔卡司阵容的影片制作费用高达2500万美元，动作场面刺激性十足，甚至为结尾的地铁站追车戏按1:1比例搭建了港铁中环站实景。算上2017年的《拆弹专家》，邱礼涛似乎随着陆港合拍片的水涨船高而不再是昔日的cult片导演、“香港B级片之王”。不过即使不算这些大制作，这些标签实在也难以概括邱礼涛三十余年的电影生涯。准确地说，邱礼涛是香港影坛的多面怪才，其创作也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港式CAN DO和企硬精神。

邱礼涛与刘德华在《拆弹专家》片场

CAN DO精神是香港作家陈冠中在其小说《金都茶餐厅》中提出的，指什么都做、相信“只要CAN DO，一切皆有可能”的港人心态。小说主人公的生活经历是很好的写照，他“教过伊顿英文补习夜校、踢过甲组流浪队预备组、入过英文小报《星报》做记者、玩过辅警（因行为不检被赶）、搞过私家侦探、捞过揾工跳槽猎头公司、做过律师行师爷专写地契（因行为不检做刑事）、卖过人寿保险......”。总的说来这个词略带贬义，毕竟多少欠缺了些拿捏和持守，但更多的是褒义，“东方之珠”或许恰恰成就于此。邱礼涛身上也很体现出港式CAN DO精神。

《靓妹正传》（1987）

1987年，邱礼涛执导了处女作《靓妹正传》，彼时片厂制式微、新艺城风头正盛，而新浪潮导演们如许鞍华、徐克则带着他们所创立的美学原则以绥靖姿态进入市场，香港电影开始步入黄金时代。不过《靓妹正传》票房不佳，此后四年邱礼涛主要担任邵氏导演黄泰来的摄影指导，1991年凭借梁朝伟、刘德华主演的喜剧片《中环英雄》才在业界站稳脚跟。自那时起，几乎每年他都有一两部甚至三四部作品问世，至今已执导超过70部电影——与他同期出道的王家卫的产量是10部（未计入《东邪西毒：终极版》）。在合拍片时代来临之前，邱礼涛的这些影片大都是低预算的B级片，内容上则灵活穿梭于爱情、喜剧、警匪、恐怖、悬疑等类型，以各式各样的奇观手段（色情、枪战、追逐戏等）实现对生动视觉和感官快感的追求，且具有低俗、粗糙及大卫·波德维尔在《香港电影的秘密》一书中所谓“拾荒”美学（一味模仿和复制）的特征。

《八仙饭店之人肉叉烧包》(1993)

不过拍得顺的话，邱礼涛也总是能在这些影片中展示过人之处或者植入个人的寄托。《八仙饭店之人头叉烧包》（1993）和《伊波拉病毒》（1996）均由黄秋生主演，开辟了港片变态杀人狂的亚类型，也早已成为知名的cult电影，成为港片坎普（camp）美学的重要代表。《人肉叉烧包》中黄秋生尽显邪魅暴戾，同年的《的士判官》中，他却在邱礼涛的镜头下以戴眼镜的斯文人登场，在仇恨中化身的士司机杀手，却从未失却本来的那份善良和天真，极具层次的人物和表演为香港影史贡献了又一个令人难忘的“变态”杀手形象。此外，邱礼涛还执导了《阴阳路》系列的前六部，该系列迄今为止一共拍摄了二十部，成为香港电影史上最长寿的恐怖片系列，也是怪力乱神的东亚鬼故事大合集。

《黑白道》（2006）

邱礼涛的B级片中值得一提的实在颇不少，比如卧底片《黑白道》（2006）。现下研究香港卧底片的一个重要思路是香港学者罗永生研究《无间道》时提出的“勾结共谋式的殖民主义”（collaborative colonialism)，他认为自香港开埠开始，香港的华人精英便有了双重效忠的传统（例如第一位华人爵士何启便同时效忠于英国殖民者和李鸿章等清廷洋务派），一百多年来这一传统已化作港人普遍的潜意识结构。作为一部同样涉及双重效忠的卧底片，《黑白道》显然难脱“拾荒”《无间道》的嫌疑，但邱礼涛将这一身份困境延伸至后九七时代。影片从张家辉饰演的主角成功完成任务、结束八年卧底生涯、回归警队开始讲述他的心理崩溃：痴缠于旧日黑帮的友人和恋人而不可得，恢复警察身份却始终无法得到警队信任，最终在迷乱和绝望中发出“是人是鬼”的自我质询。

《叶问：终极一战》（2013）

2013年，邱礼涛与黄秋生再度携手，推出《叶问：终极一战》。在众多的叶问影片中，《终极一战》的特色首先来自于近乎溢出的本土关怀，影片开篇用缓慢的高空推轨镜头凝视香港街道全景，随后以编年体方式线性讲述叶问的香港生活史，涉及个人感情、帮派、工商业、殖民当局、城寨等方方面面，虽然造成剧情的琐碎分散，却也成全了对彼时香港社会的书写，加上布景考究，几乎可以视作邱礼涛对五六十年代香港历史的温情想象。《选老顶》（2016）是一部豆瓣查无此片的“后雨伞”电影，虽说是黑帮片，但最大看点应是政治修辞和政治行为如“提名委员会”、“一人一票”、“选战”等对当代香港黑帮的全面入侵，这也使得它近乎政治明喻而非隐喻，邱礼涛的率性而为一显无疑。至于《泄密者》（2018），则干脆组织了一批由科学家、警察、记者构成的名为“泄密者”的无政府团体，由马来西亚制药大亨之子出面绑架自己，逼迫大亨在镜头前朝全世界公布自己制毒售药、杀妻弑子的罪行，可以说这部电影通过警匪和悬疑类型框架安全地输送了邱礼涛反资本主义和权力机器的左派革命狂想。

确实，邱礼涛算得上目前香港影坛唯二旗帜鲜明的左派导演（另一位是许鞍华），他甚至在2015年成功获得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的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The progression of political censorship : Hong Kong cinema from colonial rule to Chinese-style socialist hegemony”。而他有时候也会跳出市场和类型束缚，拍摄一些全然出于左派情结、关注社会边缘群体的影片。这时候他所体现的便不再是见步行步的CAN DO，而是企硬精神。“企硬”是一个常见的香港词汇，表示抱持和坚守自身立场。

《等候董建华发落》（2001）

《等候董建华发落》（2001）是邱礼涛最好的作品之一。影片聚焦一批1980年代犯杀人罪、却因未成年而被判“等候女皇发落”的囚犯，因为无法确定刑期，他们也不知何时才能出狱；到了1997年主权移交前的六个月，一位普通女子誉玲与梁议员协助囚犯家属组成行动团体，四处请愿；但问题一直拖至主权移交后，这些囚犯从“等候女皇发落”变成“等候董建华作最后判决”，依然不知何时才得到一个确定刑期。影片以一个非常具有话题性的微观事件来透视97权势转移带来的局部动荡，手法上具有纪录片气质，亦没有同期港片“九七焦虑”中所弥漫的隐喻和象征；而围绕着“成问题的法律”，邱礼涛成功捕捉到了法治社会中个体的自我赋权和成长的动态瞬间，使得影片具有异常饱满的道德感染力。

《性工作者》（2007）

2007年和2008年，邱礼涛交出两部《性工作者十日谈》，以温情写实、轻重并举的手法对准香港的男女性工作者群体和向往发达资本主义生活而“嫁港伯生仔”的内地女人，讲述他们日常化的辛酸和不安，虽没有《旺角黑夜》中戏剧化的情节和人物塑造，也没有《踏血寻梅》中华丽凄迷的视效，更不像《金鸡》系列那样将性工作者抽象化为“我城”隐喻，却也算得上佳作。

《雏妓》（2014）

另一部相关题材的是《雏妓》（2014）。影片以何玉玲（蔡卓妍饰）的视角串起三代女人——何母、何和泰国雏妓阿东——出卖身体的故事，尽管何与任达华饰演的香港高官的包养（后被指认为爱情）构成主线，但对女性命运的关注的确是邱礼涛一以贯之的母题之一。另外，阿东的角色设置在某种程度上还别具意味，众所周知香港电影与东南亚渊源深远，近年来港片则纷纷构筑出一个“犯罪天堂”般的东南亚银幕形象，不知道《雏妓》中何玉玲对阿东的拯救和对泰国充满同情的的凝视是否是邱礼涛替港片找回良心的自觉之举呢？

《扫毒2》（2019）

说到港片中的东南亚，《扫毒2》中亦有表现。片中刘德华饰演的金融巨子正是在菲律宾目睹儿子死于吸毒，而这也成为剧情的催化剂，使他选择跳出建制、自组武装与毒贩（古天乐饰）展开以暴制暴的对抗。影片本意的警匪侠三线并进逐渐失控，演化为刘德华与古天乐的双雄对决，最终两人在一段激动人心的中环地铁站追逐戏制造的末日灾难图景中同归于尽。建制失效、无政府对抗、中环末日......所有这些都将《扫毒2》定位为又一部“后雨伞”电影，溢出了香港动作片的类型常规。邱礼涛再次以自己的独特方式响应了香港社会。

来源：深焦精选pl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