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84年的夏天，热得像个巨大的蒸笼，沥青马路被太阳晒得软绵绵，能粘住人的鞋底。

1984年的夏天，热得像个巨大的蒸笼，沥青马路被太阳晒得软绵绵，能粘住人的鞋底。

我叫李伟，是红星电影院的放映员。

这活儿听着不赖，至少在当时，算是半个文化人，手里还捏着点别人没有的资源。

比如，电影票。

那年头，看场电影是正经事，跟现在去音乐节差不多。尤其是有新片子的时候，售票窗口的队伍能从街头排到街尾。

我端着铁饭碗，心里却不怎么踏实。

时代好像在变，变得我有点看不懂。

街上开始有女人烫大波浪，穿着花里胡哨的裙子，男青年们偷偷学着港台明星的样子，把衬衫领子立起来。

空气里有股躁动不安的味道，像汽水打开前，拼命摇晃过几下。

就是在这样的夏天，我注意到了陈舒。

她就住在我家那栋筒子楼的五楼，走廊尽头最黑的那一间。

她是个返城知青。

这三个字在当时，像个标签，贴在身上，撕都撕不下来。

意味着吃过苦，见过不一样的天，也意味着……前途未卜。

她跟楼里其他的女人不一样。

厂里的女工们，嗓门大，爱笑爱闹，聚在一起就是一团火。

陈舒总是安安静静的，一个人来，一个人走。

她不怎么打扮，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衬衫，一条长裤，但就是显得干净。

那是一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干净，跟周围的嘈杂油腻格格不入。

我经常在楼下碰见她，她去水房打水，或者倒垃圾。

每次她都只是对我点点头，眼神飘忽，像一片抓不住的云。

我心里就跟猫抓似的。

我承认，我惦记上她了。

这心思不敢跟别人说，尤其是我妈，她天天念叨着给我找个本地的、有正式工作的姑娘。

陈舒，哪条都不占。

那天，《街上流行红裙子》的拷贝刚到，整个厂区都轰动了。

谁都知道这片子，讲的就是时髦，讲的就是变化。

我仗着工作的便利，偷偷扣下了两张票。

是楼下小厅的，第七排，中间的位置，看电影的黄金座。

我攥着那两张薄薄的纸片，手心全是汗。

那比我第一次独自上机放片子还紧张。

我该怎么开口？

直接说“陈舒同志，晚上请你看电影”？

太硬了，像下通知。

还是说“我这儿正好有两张票，多出来的”？

又太假，一听就是借口。

我在楼下徘徊了半个钟头，抽了三根烟，把各种开场白在心里过了十几遍。

最后，我看到她提着水壶从水房里出来，我心一横，迎了上去。

“陈舒。”我喊了她一声。

她顿住脚，回头看我，眼睛里带着一丝疑惑。

那是我第一次那么近地看她的眼睛，很亮，亮得像藏着星星，但也藏着很深的疲惫。

“有事？”她问，声音不大，也听不出什么情绪。

我把那两张电影票从口袋里掏出来，递到她面前，因为紧张，指尖都在抖。

“晚上，七点半，《街上流行红-红裙子》。”我结结巴巴地说，“七排的座。”

我以为她会高兴，或者至少会有点惊讶。

毕竟，这票不好弄。

但她只是扫了一眼那两张票，目光又回到了我的脸上。

她没接。

空气好像凝固了。

楼道里传来邻居家炒菜的刺啦声，混合着油烟味，呛得我有点想咳嗽。

“谢谢你，李伟。”她开口了，居然还知道我的名字。

我心里一喜。

“但是……”她话锋一转。

“电影院里太黑了，人又多，挤得慌。”

她微微歪着头，嘴角似乎有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

“不如来我家，看点新鲜的。”

我的大脑“嗡”的一下，一片空白。

来她家？

看新鲜的？

那是什么意思？

我甚至没来得及想明白，她又轻轻地补了一句。

“看‘碟片’。”

碟片？

那是什么东西？

是吃的？还是……别的什么？

1984年，这个词对我来说，就像外星语。

她说完，也不等我回答，对我又点了点头，提着水壶，转身就上了楼。

楼梯是那种老式的水泥地，她的脚步声很轻，一步一步，像踩在我的心上。

我一个人傻站在楼下，手里攥着那两张已经变得毫无意义的电影票。

风吹过，带来一阵槐花的香气，可我闻到的，全是自己心里那股烧起来的、混杂着迷茫和渴望的糊味儿。

那个晚上，我失眠了。

脑子里翻来覆去都是陈舒那句话。

“看‘碟片’。”

我把这两个字拆开揉碎了想，也想不明白。

第二天上班，我顶着两个黑眼圈，精神恍惚。

放片子的时候，差点把AB拷贝的顺序弄反了。

一起搭班的老王看出了我的不对劲。

老王五十多岁，是电影院的老师傅，资格比院长还老。

他叼着烟，眯着眼问我：“小子，丢魂儿了？昨晚摸电门了？”

我没敢说实话，只含糊说没睡好。

休息的时候，我还是没忍住，旁敲侧击地问他。

“王师傅，你见识多，听没听说过一个叫‘碟片’的东西？”

老王吐了个烟圈，烟雾缭绕里，他的表情变得有些玩味。

“碟片？”他把这两个字在舌头上滚了一圈，“你从哪儿听来的？”

“就……就随便听人说的。”

“哼，”老王从鼻子里哼了一声，“能说出这两个字的，不是一般人啊。”

他压低了声音，凑到我耳边。

“我跟你说，这玩意儿，是南方那边过来的，香港那边叫‘录像带’。得有专门的机器放，叫‘录像机’。”

录像带？录像机？

这对我来说，更是天方夜谭了。

“那……那放的都是什么？”我追问。

老王嘿嘿一笑，笑容里满是“你小子还嫩点”的意味。

“什么都有。香港的武打片、国外的枪战片……还有……”

他故意停顿了一下，用下巴指了指外面海报上穿着泳装的女明星。

“还有那种‘带颜色’的。”

我的脸“腾”地一下就红了，一直红到耳根。

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说不出是激动还是害怕。

陈舒，她……她让我去她家看那个？

这太大胆了。

这简直是……离经叛道。

老王看我那怂样，拍了拍我的肩膀：“小子，听我一句劝，那玩意儿不是咱们普通人能碰的。现在外面正在搞‘严打’，沾上‘精神污染’的边儿，你这铁饭碗可就保不住了。”

我点点头，嘴上应着“知道了，王师傅”，心里却更乱了。

一整天，我的魂儿都像是被陈舒勾走了。

电影里演的什么《街上流行红裙子》，我一个镜头都没看进去。

满脑子都是陈舒的脸，和那个神秘的“碟片”。

去，还是不去？

去了，万一真像老王说的，是那种“带颜色”的，我该怎么办？

跑？还是……跟着看？

可要是不去，我又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像是错过了什么天大的事。

那个邀请，就像一个钩子，死死地钩住了我的好奇心。

下班的铃声一响，我几乎是逃一样地冲出了电影院。

回到筒子楼，天已经擦黑。

夏天的傍晚，走廊里特别热闹。

各家都把小饭桌搬出来，男人光着膀子喝酒，女人摇着蒲扇聊天，孩子满地乱跑。

油烟、酒气、汗味，混成一股浓浓的人间烟火。

我穿过这片烟火，走到五楼。

走廊尽tou那扇紧闭的门，像一个巨大的秘密入口。

我站在门口，心脏“砰砰”地跳，比放映事故的警报铃还响。

我能听到门里，隐约有音乐声传来。

不是我们常听的《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也不是邓丽君那种软绵绵的靡靡之音。

那是一种我从未听过的，节奏感很强的，充满活力的音乐。

我抬起手，想敲门，可手在半空中，又停住了。

我怕。

怕推开这扇门，会看到一个我无法面对的世界。

也怕……自己会彻底陷进去。

就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门“吱呀”一声，从里面打开了。

陈舒站在门口，她换了一件白色的确良衬衫，头发好像也刚洗过，湿漉漉地披在肩上。

她看到我，一点也不惊讶，好像算准了我一定会来。

“来了？”她说。

“嗯。”我像个犯了错的小学生，低着头。

“进来吧。”

她侧过身，让我进去。

我迈进那扇门，感觉像是跨过了两个时代。

屋子很小，小到一眼就能看完。

一张单人床，一张小桌子，一个掉了漆的旧木箱。

但收拾得异常整洁。

最显眼的，是桌上放着的一个“大铁盒子”。

那应该就是老王说的“录像机”了。

铁盒子的旁边，是一台小小的、应该是从国外带回来的黑白电视机。

音乐声，就是从电视机里传出来的。

屏幕上，四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穿着闪闪发亮的演出服，又唱又跳。

“这是……什么？”我看得呆住了。

“ABBA，一个瑞典的乐队。”陈舒递给我一个搪瓷缸子，里面是凉白开。

“坐吧。”她指了指床边的一个小板凳。

我局促地坐下，眼睛还是离不开那个电视屏幕。

那样的音乐，那样的舞蹈，对我来说，冲击力太大了。

就像一直吃白面馒头的人，突然看到了奶油蛋糕。

“这就是‘碟片’？”我问。

她笑了，摇摇头：“这是录像带，‘碟片’是另一种，我这儿没有。”

她从木箱里拿出一个黑色的塑料盒子，打开，取出一盘带子，熟练地塞进了那个大铁盒子里。

按了几个钮，铁盒子发出“咔哒”一声，开始转动。

电视屏幕闪烁了几下，雪花点消失了。

一行英文字母出现，然后，是一个戴着宽边草帽的漂亮女人，坐在一辆摩托车的后座上，穿行在异国的街头。

“《罗马假日》。”陈舒在我旁边轻声说，“你看过吗？”

我摇摇头。

电影院里没放过。

“很好看的。”她说。

那天晚上，我就坐在那个小板-凳上，陈舒坐在床边，我们俩一起看完了那部《罗马假日》。

没有邻居，没有嘈杂，只有风扇不知疲倦的“嗡嗡”声，和电影里赫本清脆的笑声。

黑白的光影，映在陈舒的脸上，她的侧脸轮廓显得特别柔和。

我偷偷地看她，她看得很专注，嘴角一直带着笑。

那一刻，我心里的那些龌龊念头，什么“带颜色”的片子，全都烟消云散了。

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和……幸福。

电影结束，屏幕上又是“哗哗”的雪花点。

屋子里静下来，气氛突然变得有些微妙。

“好看吗？”她问。

“好看。”我由衷地说，“比我们电影院放的那些……有意思。”

“是吧，”她叹了口气，“外面的世界，跟我们想的，很不一样。”

我不知道该怎么接话。

“很晚了，你……该回去了。”她说。

我“哦”了一声，站起来，心里却有点舍不得走。

“我……”我鼓起勇气，“我以后，还能来吗？”

她看了我一眼，眼神在昏暗的光线下，有些看不真切。

“想来就来吧。”她说。

从那天起，我像着了魔。

只要一下班，就往陈舒那儿跑。

我们一起看了很多录像带。

有香港的警匪片，周润发穿着风衣，叼着牙签，帅得一塌糊涂。

有日本的爱情片，山口百惠和三浦友和，爱得死去活来。

还有美国的大片，外星人，飞船，看得我目瞪口呆。

那个小小的、不到十平米的房间，成了我的另一个世界。

在这里，我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五光十色的天地。

陈舒就像是我的领路人。

她会给我讲电影里的背景，讲那些外国明星的八卦，讲她在书上看到的各种稀奇古怪的故事。

慢慢地，我们的话题不再局限于电影。

她开始跟我讲她的过去。

讲她在陕北的黄土高坡上，是怎么熬过一个又一个寒冷的冬天的。

她说，那时候，她每天唯一的盼头，就是能看到县里宣传队偶尔来放一次露天电影。

哪怕是同一部《地道战》，她看了不下二十遍，每一次都看得热泪盈眶。

“你知道吗，李伟，”有一次，她靠在床头，抱着膝盖，幽幽地说，“那时候，电影对我来说，就是光。是那个灰扑扑的世界里，唯一的一点亮光。”

她的声音很轻，却像锤子一样，一下下敲在我的心上。

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她对这些录abytes那么着迷。

那不仅仅是消遣。

那是她在补偿自己失去的青春，是她在拼命追赶这个她阔别已久的时代。

我也跟她讲我的事。

讲我小时候怎么淘气，讲我在电影院里遇到的各种奇葩观众，讲我对未来的迷茫。

在她面前，我不需要伪装，不需要说那些场面上的话。

我可以是我自己。

我们的关系，变得越来越近。

有时候，录像带看完了，我们俩就那么静静地坐着，听着外面走廊里的声音，也觉得很安心。

有一次，看一部爱情片，看到男女主角在雨中拥吻。

我能感觉到，身边的陈舒，呼吸变得有些急促。

我偷偷转头看她，发现她也在看我。

四目相对。

她的脸在电视屏幕忽明忽暗的光线下，红得像晚霞。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我鬼使神差地，伸出手，握住了她的手。

她的手很凉，微微颤抖了一下，但没有抽回去。

我们就那么握着手，一直到电影结束，出字幕，屏幕变回雪花点。

谁都没有说话。

但我们都知道，有些东西，不一样了。

然而，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

我一个大小伙子，天天往一个单身女青年屋里钻，在邻居们雪亮的眼睛里，这本身就是一出戏。

闲言碎语，开始在筒子楼里流传。

“看见没，电影院那个小李，又去找那个知青了。”

“孤男寡女，关着门，谁知道在里面干啥呢？”

“那女的，不是什么正经人吧？听说在乡下的时候就……不检点。”

这些话，像苍蝇一样，嗡嗡地往我耳朵里钻。

我气得不行，想跟他们理论，但又不知道从何说起。

我总不能大声嚷嚷：“我们是在看录像带，是在进行精神交流！”

他们不会信。

他们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那些龌龊的想象。

我妈也听到了风声。

她把我叫到屋里，关上门，脸拉得老长。

“李伟，我问你，你跟五楼那个姓陈的，到底怎么回事？”

“妈，我们就是……普通朋友。”

“普通朋友？”她拔高了音量，“普通朋友天天往人家姑娘屋里跑？你当妈是三岁小孩？”

“你知不知道外面都传成什么样了？说你跟一个作风有问题的女人搞在一起！你还要不要脸？我们老李家的脸，都让你丢尽了！”

我憋着一肚子气：“他们懂什么！陈舒不是那样的人！”

“她是不是那样的人我不管！我告诉你，从今天起，不许你再跟她来往！你要是还认我这个妈，就给我断干净！”

我摔门而出。

第一次，我跟我妈吵得那么凶。

那天晚上，我没回家，在电影院的休息室里凑合了一宿。

我心里又乱又委屈。

我觉得，我跟陈舒之间，是干净的，是美好的。

我们只是两个孤独的灵魂，在那个小房间里，互相取暖。

为什么在别人眼里，就变得那么不堪？

第二天，我还是忍不住去了陈舒那里。

我把邻居的闲话和跟我妈吵架的事，都告诉了她。

我以为她会难过，会生气。

但她只是静静地听着，脸上没什么表情。

“对不起，陈舒，都是我连累了你。”我低着头说。

她摇了摇头，给我倒了杯水。

“不关你的事。”她说，“这些话，从我回到这个城市的第一天起，就没断过。”

她的语气很平淡，像在说别人的故事。

“在他们眼里，我这个返城知青，没工作，没家庭，就是个异类。他们不欺负我，欺负谁呢？”

我看着她，突然觉得很心疼。

她看起来那么平静，但我知道，她的心里，一定有一座正在喷发的火山。

“别理他们。”我握住她的手，“只要我们自己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就够了。”

她反手握住我的手，握得很紧。

“李伟，”她看着我的眼睛，“你怕吗？”

“怕什么？”

“怕被我连累，丢了工作，毁了前途。”

我摇摇头，斩钉截铁地说：“不怕。”

那一刻，我说的是真心话。

为了她，为了我们那个小小的、与世隔绝的世界，我什么都不怕。

她笑了，眼睛里泛起了泪光。

“傻子。”她骂我。

那天，我们没有看录像带。

我们聊了很久很久。

她说，她那个在广州的亲戚，又给她寄了几盘新带子来。

“有一盘，据说特别难弄到。”她的眼睛亮晶晶的，像个得到了心爱玩具的孩子，“是香港最新的武侠片，叫《英雄本色》。”

我当时不知道《英雄本色》是什么。

但我看到她那么兴奋，也跟着期待起来。

我们约定，等周末，邻居们都出去玩了，我们就一起看。

那个周末，来得特别慢。

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煎熬，也都是期待。

终于到了周六。

我算好时间，等到下午，楼道里彻底安静下来，才溜上五楼。

陈舒已经把一切都准备好了。

窗帘拉得严严实实，一丝光都透不进来。

录像机已经预热，就等着那盘神秘的带子。

她小心翼翼地把那盘《英雄本色》的录像带放进去。

“咔哒”一声。

我的心也跟着“咯噔”一下。

我有一种预感，今天，会发生点什么。

电影开始了。

小马哥，豪哥，子杰。

风衣，墨镜，双枪。

江湖义气，兄弟情仇。

我看得热血沸腾，完全被电影里的世界吸引了。

这跟我以前看的所有电影都不一样。

它那么直接，那么猛烈，那么……够劲儿。

陈舒也看得很投入，她的手不知不觉地又握住了我的手。

我们就那样，在黑暗里，被屏幕上的光影和枪声包围。

时间，仿佛静止了。

就在电影放到最高潮，小马哥跛着脚，从枫林阁里杀出来，嘴里喊着“我等了三年，就是要等一个机会”的时候——

“砰！砰！砰！”

一阵粗暴的、震耳欲聋的敲门声，猛地响了起来。

那声音，像是要拆了这扇薄薄的木门。

我和陈舒，都像被电击了一样，猛地从电影里惊醒。

“谁？”我颤抖着问。

“开门！街道委员会！检查卫生！”

门外，是一个女人尖利的嗓音。

是住三楼的王大妈，街道积极分子，出了名的多管闲事。

我跟陈舒对视一眼，都在对方的眼睛里看到了巨大的恐慌。

完了。

他们是冲着我们来的。

“快！快把带子拿出来！”陈舒压低了声音，急切地说。

我慌乱地扑到录像机前，胡乱地按着按钮。

“啪”的一声，录像带被弹了出来。

我像抓住一个烫手的山芋，不知道该往哪儿藏。

床底下？

箱子里？

不行，太容易被发现了。

“给我！”陈舒一把抢过带子，迅速地塞进了床垫和床板的夹缝里。

“砰！砰！砰！再不开门我们可就撬了啊！”

门外的声音越来越不耐烦，还夹杂着其他人的起哄声。

陈舒深吸一口气，整理了一下衣服和头发，走过去，打开了门。

门外，站着三四个人。

为首的，正是那个王大妈，她叉着腰，一脸正气。

她身后，还跟着两个戴着红袖章的男人，像是她带来的帮手。

“呦，都在呢？”王大妈阴阳怪气地说，“大白天的，关着门，拉着窗帘，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呢？”

她的眼睛像探照灯一样，在屋子里扫来扫去，最后，定格在了那台还没来得及关掉的录像机上。

“这是什么？”她指着录像机，像发现了新大陆。

“电视机。”陈舒冷冷地回答。

“电视机我认识！我问的是旁边这个！”王大妈不依不饶。

“录像机。”我站出来，挡在陈舒面前，“我……我拿来修的。”

“修的？”王大妈冷笑一声，“骗谁呢？我可都听说了，你们俩，天天就用这玩意儿，看那些不三不四的片子！毒害青少年，搞精神污染！”

“你胡说！”我气得浑身发抖，“我们看的是正经电影！”

“正经电影？”王大妈提高了八度，“那你们看的什么电影啊？把带子拿出来给我们看看！”

“带子……看完了，还回去了。”我撒谎。

“是吗？”王大妈根本不信，她对身后那两个男人使了个眼色，“给我搜！”

那两个男人立刻像土匪一样，在屋子里翻箱倒柜起来。

陈舒的脸，瞬间变得惨白。

我冲上去想拦住他们，却被其中一个男人粗暴地推开，撞到了墙上。

“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私闯民宅！是犯法的！”陈舒尖叫道。

“犯法？我们是在清除社会！”王大妈得意洋洋地说。

很快，一个小平头男人，就从床垫下面，搜出了那盘《英雄本色》。

他把录像带举起来，像战利品一样。

“王大妈，你看！找到了！”

王大妈一把夺过带子，眯着眼睛看上面的标签。

标签是手写的，繁体字，《英雄本色》。

她不认识这几个字，但她看到了上面画的一个叼着烟的男人。

“哼！还说不是！看这封面画的，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她把录像带揣进兜里，“人赃并获！走！跟我们去街道办公室，好好交代问题！”

那两个男人一左一右，架住了我的胳膊。

陈舒也被王大妈死死地拽住。

我们俩，就像犯人一样，被他们押解着，出了门。

走廊里，站满了看热闹的邻居。

他们指指点点，议论纷纷。

那些眼神，像一把把锋利的刀子，刮在我的脸上，我的心上。

我看到我妈也站在人群里，她的脸煞白，看着我，嘴唇哆嗦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羞愧地低下了头。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所有的尊严，都被踩在了脚下，碾得粉碎。

我和陈舒被带到了街道办公室。

那是一间光线昏暗的小屋子，墙上贴着各种标语。

我和她被分开关押审问。

审问我的是一个姓李的主任，四十多岁，戴着眼镜，看起来文质彬彬，问起话来却咄咄逼逼。

“姓名？”

“李伟。”

“工作单位？”

“红星电影院。”

“你跟陈舒是什么关系？”

“……朋友。”

“朋友？”他冷笑一声，“朋友就可以大白天躲在屋子里，看这种东西？”

他把那盘《英雄本色》拍在桌子上。

“老实交代！这录像机和带子，是哪儿来的？你们都看了些什么？还有没有同伙？”

我咬着牙，一言不发。

我不能把陈舒供出来。

“是我带来的。”我扛下了所有，“录像机是我借的，带子也是我弄来的，跟她没关系。”

“你弄来的？你一个电影院放映员，有这么大本事？”李主任显然不信。

“年轻人，我劝你老实交代，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可不是小事，往小了说是作风问题，往大了说，就是传播精神污染，是要负刑事责任的！”

我心里一沉。

我没想到，事情会闹得这么严重。

审问一直持续到深夜。

他们车轱辘话来回问，不让我睡觉，不让我喝水。

我到最后，已经筋疲力尽，脑子都成了一团浆糊。

但我始终咬着一句话：“所有事都是我一个人干的。”

不知道过了多久，门开了，我被两个民兵押了出去。

在走廊上，我看到了陈舒。

她也被人看着，脸色憔ें比纸还白，头发凌乱，眼神空洞。

我们的目光在空中交汇了一下，很快又分开了。

那一晚，我没有回家，被关在了街道办的禁闭室。

第二天，电影院的领导来领人了。

来的是我们张院长。

他黑着脸，把我从头到脚骂了一顿，然后让我写一份深刻的检查，停职反省。

我的铁饭碗，虽然没碎，但也裂了一道大大的口子。

我爸知道了这事，气得差点犯了心脏病。

他指着我的鼻子，骂我是“败家子”，“混账东西”。

“我们老李家，几代人都是本本分分的工人，怎么就出了你这么个玩意儿！”

他拿起鸡毛掸子，劈头盖脸地就往我身上抽。

我没躲，也没还口。

我知道，我让他失望了，让这个家蒙羞了。

那几天，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谁也不见。

我像一只受伤的困兽，一遍遍地舔舐着自己的伤口。

我最担心的，是陈舒。

我被停职，写检查，挨打，都认了。

可她呢？

她一个无依无靠的返城知青，他们会怎么对她？

我不敢想。

一个星期后，我正在家里写那份写了无数遍的检查，突然听到有人敲门。

我妈去开的门。

是陈舒。

她站在门口，人瘦了一大圈，眼窝深陷，像是大病了一场。

我妈看到她，脸色立刻沉了下来，堵在门口，不想让她进。

“你来干什么？我们家不欢迎你！你害得我儿子还不够吗？”

“阿姨，”陈舒的声音很沙哑，“我……我找李伟，说几句话就走。”

我赶紧从屋里跑出去，把我妈拉到一边。

“妈，让她进来吧。”

我把陈舒让进我的房间。

屋子里很沉默，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

“你……还好吗？”我先开了口。

她摇摇头，然后又点点头，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我没事。”她说，“他们……没把我怎么样。”

“那录像机和带子……”

“都被没收了。”

“对不起，陈舒。”我的眼圈红了，“都怪我，如果不是我……”

“不怪你。”她打断我，“这件事，迟早会发生的。就算没有你，也会有别人。”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用手帕包着的东西，递给我。

我打开一看，是一块上海牌的手表。

“你这是干什么？”我急了，“我不能要。”

“你拿着。”她把我的手合上，“我……要走了。”

“走？去哪儿？”我心里一慌。

“去广州。”她说，“我那个亲戚，帮我在那边找了个电子厂的工作。虽然苦点，但至少……自由。”

自由。

这个词，从她嘴里说出来，格外地沉重。

“那我呢？我们……”我语无伦次。

“李伟，”她看着我，眼神里是前所未有的认真，“忘了我吧。”

“忘了我们一起看过的那些电影，忘了这个夏天。你是个好人，应该有安稳的生活，娶一个本分的老婆，平平安安地过一辈子。”

“我不！”我大声喊出来，“我不要什么安稳的生活！我只要你！”

我冲动地抱住她，紧紧地。

我能感觉到她的身体在颤抖，她的眼泪，滴落在我的肩膀上，滚烫。

“傻子。”她又骂我，声音里带着哭腔。

我们在那个狭小的房间里，拥抱了很久。

像是要把一辈子的力气都用完。

最后，她还是轻轻地推开了我。

“我明天一早的火车。”她说，“别来送我，我怕……我舍不得走。”

她说完，转身就跑了。

我没有追出去。

我瘫坐在地上，看着手里的那块手表，泪水，终于决了堤。

第二天，我还是去了火车站。

我没有进站，就远远地站在广场上，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

我没有看到陈舒。

或许，她是从另一个门进的。

或许，她已经坐在了开往南方的列车上。

那趟列车，将带走我的爱人，带走我那个短暂而灿烂的夏天，也带走了我所有的青春和热血。

在那之后，我的生活，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

检查写了十几份，终于通过了。

张院长看在我爸的面子上，让我官复原职。

我又回到了那个小小的放映室，每天和那些巨大的机器，和胶片上的光影打交道。

只是，我的心，好像死了一块。

我不再觉得这份工作有什么了不起。

我变得沉默寡言，不再跟老王他们插科打诨。

下班后，我就回家，把自己关在屋子里。

我妈看我这样，也不再逼我相亲了，只是天天唉声叹气。

时间，是最好的疗伤药，也是最钝的刀子。

它慢慢磨平了我的棱角，也磨掉了我的记忆。

日子一天天过去。

1985年，1986年，1987年……

时代，真的像一辆失控的火车，疯狂地向前冲。

录像机，不再是什么稀罕物，开始走进寻常百姓家。

街边的录像厅，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门口挂着各种香港电影的海报。

《英雄本色》后来在电影院公映了，场场爆满。

我坐在放映室里，听着外面观众的欢呼和掌声，眼前，却浮现出那个下午，在陈舒的小屋里，我们俩紧紧握着手，被枪声包围的画面。

我再也没有陈舒的消息。

她像一颗石子，投入了南方的汪洋大海，没有留下一丝涟-漪。

我也试着，按照她说的，去过那种“安稳的生活”。

后来，经人介绍，我认识了一个在纺织厂当会计的姑娘，结了婚。

她人很好，很本分，把我跟妈都照顾得很好。

我们生了一个儿子。

日子，就像一杯温开水，平淡，但解渴。

只是在午夜梦回的时候，我还是会偶尔想起陈舒。

想起她清瘦的侧脸，想起她眼睛里的光，想起她说的“电影院太黑，不如来我家”。

1997年，香港回归。

那一年，VCD开始流行，录像带成了被淘汰的古董。

我们电影院也进行了改造，换了新的设备，老旧的放映机被当成废铁卖掉。

我也从放映员，调到了票务科，每天坐办公室，喝茶，看报。

有一天，一个年轻的同事，拿来一张VCD，神神秘秘地对我说：“伟哥，新到的片子，《罗马假日》，修复版的，要不要看看？”

我看着那个彩色的碟片封面，奥黛丽·赫本笑得依然灿烂。

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地蛰了一下。

我说：“不了，我看过了。”

同事很惊讶：“你看过？这老片子，你哪儿看的？”

我笑了笑，没说话。

我在心里说：

很多年前，在一个夏天的晚上，在一个很小很暗的房间里。

有一个人，她放给我看过。

又过了很多年。

我退休了，儿子也大学毕业，在深圳找了份工作。

深圳，离广州很近。

有一年，我去深圳看儿子。

周末，儿子带我去逛当地最繁华的商业街。

高楼林立，霓虹闪烁，我看得眼花缭乱。

在一个巨大的购物中心里，有一家非常大的音像店。

里面，有整面墙的DVD和蓝光碟。

各种我认识的、不认识的电影，应有尽有。

我鬼使神差地走了进去。

我在那面“电影墙”前，站了很久。

我看到了《罗马假日》，看到了《英雄本色》，还看到了ABBA乐队的演唱会合集。

它们都被制作成了精美的碟片，摆在最显眼的位置。

一个年轻的店员走过来，热情地问我：“大爷，您想找什么片子？”

我摇了摇头。

我想找的，已经不是一部片子了。

我想找的，是一个人，是一段回不去的时光。

从音像店出来，外面阳光刺眼。

我看着街上那些穿着时髦、步履匆匆的年轻男女，突然觉得，自己像一个从旧时代穿越而来的人，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

陈舒。

你在哪儿呢？

你过得好吗？

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偶尔，会想起1984年的那个夏天？

会想起那个提着电影票，傻傻地站在楼下的，年轻的放映员？

我不知道。

也许，她早就结婚生子，过上了富足的生活，把过去的一切，都忘得干干净净。

也许，她也和我一样，把那段记忆，藏在心底最深的角落，从不轻易触碰。

我从深圳回来后，大病了一场。

病好后，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把我收藏多年的那些老电影的胶片拷贝，全都捐给了市里的电影博物馆。

然后，我开始学着上网。

我在一个叫“豆瓣”的网站上，注册了一个账号。

我开始写一些关于老电影的影评。

我写我看过的每一部电影，写我的感受，写它们背后的故事。

我没有写我和陈舒的故事。

那个故事，只属于我一个人。

有一天，我写了一篇关于《罗马假日》的影评。

我写道：

“对我来说，这不仅仅是一部电影。它是一扇门，让我看到了另一个世界的可能性。它是一束光，照亮了我曾经贫瘠而灰暗的青春。”

文章发出去后，过了很久，下面都没有一条评论。

我也没在意。

直到一天深夜，我收到了一条私信。

私信很简单，只有一句话：

“电影院里那么黑，光，其实是在我们心里的。”

发信人的ID，叫“Shu_1984”。

我的手，开始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

我颤抖着，打下一行字。

“是你吗？”

我等了很久，久到我以为那只是我的幻觉。

就在我快要放弃的时候，对方回复了。

“李伟，好久不见。”

来源：小蔚观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