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叫赵峰，1972年的时候，在县电影公司跑腿，干的是给下面放映点送拷贝的活儿。

我叫赵峰，1972年的时候，在县电影公司跑腿，干的是给下面放映点送拷贝的活儿。

那是个没啥油水的差事。

一年到头，翻来覆去就那么几部片子，《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送的次数多了，我闭着眼都能把片子从头到尾给背出来。

我的腿得勤，骑着那辆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的二八大杠，穿梭在县城和各个公社之间。车后座上绑着沉甸甸的铁皮片盒，风里来，雨里去。

那年我十九，不多不少，是个觉得日子能一眼望到头的年纪。

直到我开始给人民电影院送片子。

也就是从那时候起，我认识了林蔓。

林蔓是电影院新来的放映员，接替了原来那个喝酒喝坏了肝儿的老刘头。

我第一次见她，是在放映室那又陡又窄的楼梯口。

她正弯着腰，费力地拖着一个装满了清洁工具的木桶往上走。木桶很沉，磕在水泥台阶上，发出“哐当、哐当”的闷响。

我那天正好送《红色娘子军》的拷贝过去。两个大铁盒，用帆布带子捆着，死沉。

我停在楼梯下，看着她。

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袖子挽到了胳膊肘，露出一截又细又白的手腕。她的头发很长，在脑后松松地扎成一个马尾，几缕碎发贴在她微微出汗的额角。

“我来吧。”我鬼使神差地说。

她闻声抬起头。

那是我第一次看清她的脸。

怎么说呢，在那个年代，好看的姑娘不少，但大多是那种健康、朴实的“劳动美”。林蔓不一样。

她的脸很小，下巴尖尖的，眼睛特别大，眼尾微微向上挑着，看人的时候，眼神里像含着一汪深不见底的水。她的嘴唇很薄，嘴角天然地带着一点弧度，就算不笑，也像在笑着。

那是一种跟周围灰扑扑的环境格格不入的，有点……怎么说，有点“精致”的美。

她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没什么表情，淡淡地说：“不用。”

然后她一使劲，就把木桶拖上了最后一个台阶。

我扛着片盒跟上去，放映室里一股子灰尘和老旧机器的机油味儿。两台巨大的放映机像两个钢铁怪兽，立在房间中央。

她一声不吭地从我手里接过片盒，签收单子，动作麻利，全程没再多看我一眼。

我有点自讨没趣。

走出电影院，骑上车子，风“呼呼”地往我领子里灌。我心里却莫名其妙地有点热。

从那以后，去电影院送片子成了我最盼望的差事。

可林蔓对我，一直都是淡淡的。

话不多，笑也少见。

有时候我送完片子，故意磨蹭一会儿，想跟她说几句话。

“林姐，今天放《沙家浜》啊？”

“嗯。”

“这片子好，百看不厌。”

她就“哦”一声，低头擦着机器零件，不再接话。

整个放映室，只有机器“嗡嗡”的电流声，和她手里那块棉纱布摩擦金属的声音。

我心里挺挫败的，觉得这姑娘，跟个冰块似的。

但越是这样，我心里越是像有只猫爪子在挠。

我开始留意关于她的一切。

我知道了她不是本地人，是从省城调过来的。听说是家里有点“问题”，才被下放到了我们这个小县城。

具体什么问题，没人说得清。在那个年代，一句“有问题”，就足够让人浮想联翩，也足够让人对你敬而远之。

电影院里其他几个大姐，对她也是客客气气的，但透着一股疏离。

我见过她们在背后对着林蔓的背影指指点点，窃窃私语。

我心里就替她不平。

有一次，我送片子过去，正赶上电影院的王主任在放映室里训她。

王主任是个五十多岁的胖子，秃顶，戴个黑框眼镜，官架子端得十足。

“小林！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放映之前要检查！检查！你看这个片基，划痕这么严重，放出来影响画面质量，就是影响工农兵群众的观影体验！这是什么问题？这是态度问题！”

他唾沫横飞，指着一盘片子骂。

林蔓就站在一边，低着头，一言不发。长长的马尾垂在胸前，整个人显得特别单薄。

我心里一股火就上来了。

那盘片子我知道，是从红旗公社那个破放映点收上来的，他们那儿的机器，比我爷爷年纪都大，片子过一遍，没划痕才怪。这跟放映员有屁的关系。

我把手里的新拷贝往地上一放，故意弄出老大一声响。

“王主任！”我嚷嚷道，“新片子来了！”

王主任的训话被打断，不耐烦地回头瞪了我一眼。

“嚷什么嚷！没看见我正开会呢！”

“这片子急着要，公司催我赶紧送回去。”我指着他脚边那盘旧片子，硬着头皮胡说八道。

王主任估计也是骂累了，没跟我计较，不耐烦地挥挥手：“拿走拿走！赶紧的！”

我如蒙大赦，赶紧抱起旧片盒，又把新片盒搬上片架。

等王主任背着手，官气十足地踱出放映室，我才松了口气。

我偷偷看了一眼林蔓。

她也正看着我。

她的眼神很复杂，有点意外，有点探究，还有一点……我看不懂的东西。

“谢了。”她轻轻说。

声音很小，像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

我的脸“腾”地一下就红了，心里却跟喝了蜜一样甜。

“没事儿，那老王就那样，逮谁咬谁。”我故作轻松地挠挠头。

她没说话，嘴角却微微向上扬了一下。

那是我第一次见她对我笑。

虽然只是很浅很浅的一点弧度，却像一道光，瞬间照亮了整个昏暗的放映室，也照亮了我心里某个阴暗的角落。

从那天起，她对我的态度，好像有了一点点变化。

我再去送片D子，她偶尔会跟我多说两句话。

“今天外面风大，喝口水吧。”她会递给我一个搪瓷缸子，里面是温热的白开水。

“你这车子该上点油了，听着跟拉风箱似的。”她会指着我那辆破二八大杠，眉头微蹙。

我受宠若惊，每次都把那缸子水喝得干干净净，第二天就推着上了油的车子去她面前显摆。

我们就这样，不咸不淡地聊着。

聊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天冷了，天热了，路上的土扬不扬，食堂的馒头硬不硬。

但对那时候的我来说，这些无聊的废话，比电影里吴琼花和洪常青的革命情谊，要动听一百倍。

我们之间，隔着两台巨大的放映机，隔着一束穿过黑暗的光，也隔着一层看不见摸不着的，属于那个年代的禁忌。

但我总觉得，有什么东西，正在悄悄地发芽。

直到那天晚上。

那天县里有重要领导来视察，电影院晚上加映一场《奇袭白虎团》，招待领导。

我得提前把拷贝送过去。

到了电影院，天已经擦黑了。

观众还没进场，整个大厅空荡荡的，只有几个工作人员在打扫卫生。

我扛着片盒上了二楼，放映室的门虚掩着，里面透出一点昏黄的灯光。

我推门进去，林蔓正坐在小板凳上，背对着门，不知道在捣鼓什么。

“林姐，片子。”我喊了一声。

她像是吓了一跳，肩膀猛地一缩，手里的东西“哐当”一声掉在地上。

我走近一看，是个小一点的铁皮片盒，比我们平时送的标准拷贝要小一圈，上面一个字都没有。

她飞快地把片盒捡起来，藏到身后，脸色有点发白。

“你……怎么这么早？”她的声音有点不稳。

“王主任让我早点送来，说晚上有接待。”我看着她，心里充满了疑惑。

那个小片盒，绝对不是我们公司的。

我们公司的片盒，都统一喷着红色的“县电影公司”字样。

她的眼神躲闪，不敢看我。

放映室里的气氛，一下子变得有点古怪。

我把拷贝放到片架上，她默默地过来签收。

签完字，我没有像往常一样马上离开。

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想的，就那么站着，看着她。

她被我看得有点不自在，转过身去整理片子，头发扫过我的手臂，痒痒的。

“你……”我刚想问那个小片盒的事，又觉得不妥。

每个人都有秘密，尤其是在那个年代。

“没什么，我先走了。”我把话咽了回去。

我转身往外走，手刚碰到门把手，身后传来了她的声音。

“赵峰。”

她叫了我的名字。

这是她第一次叫我的名字，之前一直都是“喂”或者干脆不叫。

我停住脚步，转过身。

她站在放-D映机的阴影里，脸上的表情看不太清。

“等会儿……等所有人都走了，你再过来一趟。”她顿了顿，声音压得极低，“别让人看见。”

我的心，猛地跳了一下。

我不知道她要干什么，但一种混杂着好奇、兴奋和恐惧的预感，像电流一样传遍了我的全身。

“好。”我几乎没有犹豫，就答应了。

那天晚上，我魂不守舍。

招待场的电影放到一半，我就溜了出来，躲在电影院对面的大槐树后面。

九点半，电影散场。

领导们的小轿车一辆辆开走，接着是黑压压的人群，像潮水一样从电影院门口涌出来，然后四散而去，消失在县城漆黑的夜色里。

工作人员陆续下班，锁门的声音，自行车链条的声音，说话的声音，都渐渐远了。

整个电影院，像一只巨大的野兽，安静地蛰伏在黑暗里。

只剩下二楼放映室那个小小的窗口，还亮着一豆灯光。

我在树下等了很久，直到腿都站麻了，才看见后门那儿，探出一个瘦小的身影，对我招了招手。

是林蔓。

我像个做贼的，左右看了看，确定四下无人，才快步跑了过去。

后门开了一条缝，她把我拉了进去，然后迅速地把门从里面插上。

“跟我来。”

她没开灯，拉着我的手，在黑暗中穿过走廊。

她的手很凉，指尖却有点烫。

我的心跳得像打鼓。

我们重新回到了放映室。

她松开我的手，走到一台放映机前，熟练地操作起来。

我看见她从柜子里，拿出了白天那个神秘的小片盒。

她把里面的片子，小心翼翼地挂了上去。

“坐。”她指了指墙角的一张椅子。

我依言坐下。

她关掉了放映室的灯。

房间里瞬间一片漆黑。

只听见放映机“咔哒”一声轻响，然后是片子转动的“沙沙”声。

一束光，从放映口投射出去，穿过小小的窗口，打在对面影厅的白色幕布上。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我知道，接下来我将要看到的，是一个不能说的秘密。

幕布亮了。

没有龙标，没有厂牌，甚至没有片头。

第一个镜头，就是一个金发女郎的脸部大特写。

她的嘴唇涂得鲜红，眼睛像蓝色的玻璃珠，长长的睫毛上，挂着晶莹的泪珠。

她正深情地望着镜头，仿佛在望着我。

我的脑袋“嗡”的一下，一片空白。

这不是我们看过的任何一部电影。

这不是吴琼花，不是阿庆嫂，不是任何一个扎着麻花辫、一脸正气的革命女英雄。

这是一个我从未见过的，活色生香的，属于另一个世界的女人。

接着，一个穿着礼服的男人走了进来，他把那个女人，紧紧地拥抱在怀里。

音乐响起了。

不是我们熟悉的《东方红》，也不是慷慨激昂的革命歌曲，而是一种我从未听过的，缠绵悱恻的，像情人的呢喃一样的旋律。

我完全看傻了。

我像一个饥饿了许多天的人，突然看到了一桌丰盛的大餐，贪婪地，又有些不知所措地，看着幕布上发生的一切。

那是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

没有阶级斗争，没有家国情仇，就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如何相爱，如何误会，又如何重归于好。

里面的男人，穿着我从没见过的漂亮西装。里面的女人，穿着各种各样美丽的裙子。

他们在一个富丽堂皇的房子里跳舞，在一个可以看见大海的阳台上接吻。

他们的悲欢离合，都只关于他们自己。

这在当时的我们看来，是不可思议的，是堕落的，是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但该死的，它又是那么的……迷人。

我看得入了迷，以至于林蔓什么时候走到我身边坐下，我都没发觉。

“好看吗？”她在黑暗中轻声问。

“这是……什么电影？”

“《魂断蓝桥》。”她说，“一部美国电影。”

美国。

在当时我们的语境里，这是一个跟“魔鬼”差不多的词。

我打了个寒噤。

“林姐，这……”我有些害怕了，“这要是被人发现了……”

“发现就发现吧。”她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有些反常。

“你……你从哪儿弄来的？”

“我爸以前留下来的。”她沉默了一会儿，才说，“他以前在省城的电影制片厂工作。”

我一下子明白了。

她那个“有问题”的家庭背景。

“他……现在呢？”我小心翼翼地问。

“还在农场改造。”她淡淡地说，仿佛在说一件跟自己毫不相干的事。

我不敢再问下去了。

我知道，我触碰到了她最深的伤口。

那个晚上，我们谁都没有再说话。

我们就那么并排坐着，在黑暗的放映室里，看完了那部来自“敌对国家”的，讲述“腐朽爱情”的电影。

当费雯·丽扮演的玛拉，在滑铁卢桥上，迎向飞驰而来的军车时，我听见身边传来一声极轻微的，压抑的抽泣。

我转过头，在放映机投射出的微光里，我看见林蔓的脸上，挂满了泪水。

那一刻，我心里的恐惧，突然就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强烈的，想要保护她的冲动。

电影结束了。

巨大的“THE END”停在幕布上。

林蔓默默地站起来，打开灯，熟练地把片子收回那个小铁盒里。

“你走吧。”她背对着我，声音有点沙哑，“今天的事，烂在肚子里，对谁都别说。”

“我……”

“快走！”她突然回过头，有些严厉地看着我，“以后也别来了！”

我被她眼里的决绝吓住了，愣愣地看着她。

“听见没有！”

“……听见了。”我低下头，心里一阵阵地抽痛。

我以为，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我以为，我们之间那点刚刚萌芽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就会像那部见不得光的电影一样，永远地被封存在那个夜晚。

我失魂落魄地回了家，一夜无眠。

脑子里，一会儿是费雯·丽那张美丽又哀愁的脸，一会儿是林蔓挂着泪水的侧影。

第二天，我去上班，魂不守舍。

同事老张拍我肩膀：“小赵，想啥呢？叫你半天了。”

“啊？没事。”

“人民电影院的片子，你去送一趟。”

我心里一咯噔。

我不想去，我怕看见林蔓那张冷若冰霜的脸。

但我又想去，想得骨头都疼。

我磨蹭了半天，最终还是扛着片盒，骑上了车。

一路上，我心里排练了无数种开场白。

或者，我干脆就像以前一样，放下片子就走，一句话都不说。

到了电影院，我的心都快跳出嗓子眼了。

我低着头，像个等待宣判的犯人，走上了那段熟悉的楼梯。

放映室的门开着。

林蔓正站在窗口，往外看。

听见我的脚步声，她回过头。

她看着我，眼神很平静，没有我预想中的冷漠和决绝。

“来了？”她说。

“……嗯。”我把片盒放在地上，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

“昨天……”她开口了。

“林姐！”我急忙打断她，“我什么都没看见，什么都不知道！我发誓！”

她看着我紧张的样子，突然就笑了。

那是我见过的，她最灿烂的一次笑容。

她的眼睛弯成了月牙，嘴角边的梨涡若隐若现。

“傻样。”她嗔了一句。

我愣住了。

“以后，还想看吗？”她歪着头，问我。

我感觉自己的心脏，像是坐上了过山车，一下子从谷底，冲上了云霄。

我用力地点了点头。

像小鸡啄米一样。

那之后，每个没有新片子上映的，空闲的夜晚，人民电影院二楼的放映室，就成了我和林蔓的秘密基地。

我们在那里，看遍了林蔓父亲留下的那些“禁片”。

有苏联的《雁南飞》，法国的《红与黑》，还有卓别林的喜剧。

每一部电影，都像一扇窗，为我打开一个全新的世界。

我第一次知道，原来电影可以不是声嘶力竭的口号，可以没有非黑即白的英雄和坏蛋。

它可以讲述一个普通人的挣扎，可以探讨人性的复杂，可以仅仅是为了搞笑，为了让你流泪。

我像一块干涸的海绵，疯狂地吸收着这些闻所未闻的东西。

而林蔓，就是我的领路人。

她会给我讲电影背后的故事，讲那些导演和演员的八卦。

她的知识，远远超出了她这个年纪，也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

我知道，这些都是她那个“有问题”的父亲，教给她的。

在昏暗的放映室里，借着银幕上闪烁的光，我看着她的侧脸，觉得她整个人都在发光。

我们的关系，也在这一个又一个的秘密夜晚里，飞速地升温。

我们不再仅仅是聊电影。

她会跟我讲她小时候在省城的生活，讲她那个博学又有些不合时宜的父亲，讲她母亲因为受不了父亲的“问题”而选择了离婚。

我也会跟她讲我那平淡如水的童年，讲我那个在工厂里干了一辈子，唯一的爱好就是喝两口小酒的父亲。

我们像两只在寒冬里互相取暖的刺猬，小心翼翼地，向对方敞开自己最柔软的腹部。

我不可救药地，爱上了这个像谜一样的姑娘。

但我不敢说。

在那个年代，爱情本身，就是一个有点奢侈，甚至有点危险的词。

更何况，是我们这样两个人。

一个前途未卜的“问题”子女，一个一穷二白的送片工。

我只能把这份感情，深深地埋在心底。

每天最幸福的时刻，就是在黑暗中，感受着她的呼吸，和她一起，进入那个只属于我们两个人的，光影的世界。

我天真地以为，这样的日子，可以一直持续下去。

直到王主任，像个幽灵一样，出现在了放映室门口。

那天晚上，我们正在看一部意大利电影，《偷自行车的人》。

电影里的父亲，带着儿子，在罗马的街头，绝望地寻找着自己赖以为生的自行车。

那种小人物的悲凉和无助，深深地击中了我。

我看得正入神，眼角的余光，突然瞥见门口有一个黑影。

我吓得一个激灵，猛地回头。

王主任那张胖脸，就贴在门上那个小小的观察窗上，一双眼睛，像鹰一样，死死地盯着我们。

我的血，一下子凉到了底。

“谁！”林蔓也发现了他，她惊叫一声，迅速地按下了放映机的停止按钮。

房间里瞬间恢复了黑暗和死寂。

王主任推门走了进来。

他没有开灯，一步一步地，向我们走来。

皮鞋踩在地板上，发出“咯噔、咯噔”的声音，每一下，都像踩在我的心脏上。

“好啊……”他的声音在黑暗中，显得异常阴冷，“我说怎么最近总有人反映，电影院半夜还有动静……原来是你们两个，在这里搞这些……资产阶级的名堂！”

他走到放映机前，一把扯下了还没来得及收好的片子。

“这是什么？啊？从哪儿搞来的？”他厉声问道。

我和林蔓都吓得不敢出声。

“小林！你这个从省城来的，不好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还敢把这些毒草带到我们这儿来！我看你是不想好了！”

他又转向我：“还有你！赵峰！电影公司派你来送片子，你倒好，跟她学坏！看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你对得起组织的培养吗！”

我吓得浑身发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主任……”林蔓的声音在颤抖，但她还是站了出来，挡在了我的身前。

“这事跟他没关系，是我……是我一个人弄的。”

“你一个人？”王主任冷笑一声，“你当我是傻子吗？没有他，你能拿到片子吗？”

“片子是我自己带来的！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要处分，就处分我一个人！”林蔓的语气，突然变得强硬起来。

“好！好得很！”王主任气得连连点头，“嘴还挺硬！你们两个，明天都给我写一份深刻的检查！交到我办公室来！这件事，没完！”

说完，他拿着那盘《偷自行车的人》的拷贝，像拿着一个战利品，转身走了。

沉重的关门声，像一声丧钟。

放映室里，死一样的寂静。

我能听见林蔓急促的呼吸声。

“林姐……”我开口，声音抖得不成样子，“我……”

“别说了。”她打断我，“你快走吧。”

“可是……”

“走！”她背对着我，肩膀剧烈地颤抖着，“以后……不要再来了。”

她的声音里，带着哭腔。

我的心，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地攥住，疼得无法呼吸。

我知道，这一次，是真的结束了。

第二天，我没敢去上班。

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遍又一遍地写着那份我不知道该如何下笔的检查。

我害怕极了。

我怕的不是丢掉工作，不是被处分。

我怕的是，我再也见不到林蔓。

我怕的是，她因为我，受到更严重的牵连。

下午的时候，我们单位的书记，亲自来我家了。

他板着脸，跟我爸妈谈了很久。

我躲在里屋，什么都听不清，只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

晚上，我爸喝了很多酒，他坐在饭桌前，一言不发，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我妈在旁边，不停地抹眼泪。

“你个小王八蛋！”我爸终于开口了，他把手里的烟头狠狠地摁在桌子上，“你知不知道，你差点就毁了！要不是人家林家姑娘把所有事都扛下来了，你现在就不是在家里，而是在局子里了！”

我脑袋“嗡”的一声。

“她……她怎么样了？”我冲出去，抓住我爸的胳膊，急切地问。

“怎么样？”我爸红着眼睛瞪着我，“还能怎么样！停职反省！听说，可能要被送回省城，交给她家那边的单位处理！”

送回去……

我一下子瘫坐在地上。

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在那个年代，一个“有问题”的家庭，再加上这种“作风问题”，等待她的，可能是比下放更可怕的命运。

都是因为我。

如果不是我，她就不会一次又一次地拿出那些片子。

如果不是我，她就不会被王主任抓住。

是我害了她。

我像个疯子一样，从家里冲了出去，直奔电影院。

我不管现在是什么时候，我不管会不会被人看见。

我只想见她。

我只想跟她说一句，对不起。

电影院黑漆漆的，一个人都没有。

我绕到后门，疯狂地砸着那扇我曾经无比期待为我打开的门。

“林蔓！林蔓！你开门啊！”

我声嘶力竭地喊着。

没有人回应。

只有我的声音，在空旷的夜里，显得那么绝望和无力。

不知道过了多久，邻院的一扇窗户被推开，一个大妈探出头来骂道：“半夜三更的，号什么丧呢！”

我停了下来。

我像一尊雕像，站在那扇紧闭的门前，站了很久很久。

直到天边泛起了鱼肚白。

我再也没有见过林蔓。

她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从我的世界里，彻底消失了。

我被电影公司开除了。

理由是“思想觉悟低下，工作态度散漫”。

我成了一个无业游民。

那段时间，我像个行尸走肉，每天在县城的大街小巷里晃荡。

我无数次地走到人民电影院的门口，呆呆地看着二楼那个小小的窗口。

窗口里，再也没有透出过灯光。

我听说，放映员换成了一个姓李的大姐，一个根正苗红的积极分子。

我也听说，王主任因为“及时发现并制止了一起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事件”，得到了上级的表扬，很快就要被提拔了。

这个世界，还是原来的样子。

革命口号依然响亮，黑白分明的电影依然在放映。

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只有我知道，我心里，有一块地方，永远地空了。

后来，我托我爸的关系，进了一家工厂，当了一名烧锅炉的工人。

每天的工作，就是把一铲一铲的煤，送进熊熊燃烧的炉膛。

炉火烤着我的脸，汗水顺着我的额头往下流。

我常常会看着那跳动的火焰，想起放映机里射出的那束光。

我想起那个叫林蔓的姑娘，想起她那双像含着水的眼睛，想起她在黑暗中，落在我手背上的一滴滚烫的泪。

几年后，那场席卷了十年的风暴，终于结束了。

又过了几年，那些曾经被视为“毒草”的电影，开始被“平反”。

有一天，我去县里新开的一家录像厅，租录像带。

在落满灰尘的架子上，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封面。

一个穿着风衣的男人，和一个穿着长裙的女人，在桥上拥抱。

下面写着三个字——《魂断蓝桥》。

我拿着那盘录像带，站在原地，像被施了定身法。

录像厅的老板，是个跟我年纪差不多的年轻人。

他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大哥，眼光不错啊，这片子，经典！当年可是禁片，现在才让放。”

我没说话，只是付了钱，拿着那盘带子，走出了录像厅。

那天晚上，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遍又一遍地，看着那部熟悉的电影。

当费雯·丽的脸，再次出现在屏幕上时，我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流了下来。

这么多年，我结了婚，生了子，成了一个最普通不过的中年男人。

我学会了随波逐流，学会了把所有的棱角，都磨得光滑。

我以为，我已经忘记了。

但那束光，再次亮起的时候，所有被尘封的记忆，都像潮水一样，汹涌而来。

我突然有了一个疯狂的念头。

我要去找她。

我要去省城，去找林蔓。

我跟我老婆撒了个谎，说单位要派我去省城出差。

我坐上了去省城的绿皮火车。

那是我第一次离开我们那个小县城。

省城很大，人很多，到处都是高楼大厦。

我像一个刚进城的乡下人，茫然地站在火车站的广场上。

我只有一个线索：省电影制片厂。

我费了很大的劲，才打听到制片厂的地址。

那是一个很旧的大院，墙皮都剥落了。

门口的传达室里，坐着一个打瞌睡的大爷。

我递上一根烟，小心翼翼地，向他打听一个叫林蔓的人。

“林蔓？”大爷眯着眼，想了半天，“好像……有点印象……是不是她爸叫林文清？”

“对对对！”我激动地差点跳起来，“就是他！他女儿！”

“哦……”大爷恍然大悟，“林工啊……可惜了，前几年就走了。”

我的心，沉了下去。

“那……他女儿呢？”

“他女儿啊……”大爷咂了咂嘴，“早就出国了。”

出国？

这个词，对我来说，比“美国”还要遥远。

“什么时候的事？”

“那得是八十年代初了吧，第一批。听说是在国外嫁了人，再也没回来过。”

大爷还在絮絮叨叨地说着什么。

我一句也听不见了。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那个大院的。

我只觉得，天旋地转。

我像个傻子一样，在省城的街头，漫无目的地走着。

天黑了，华灯初上。

街边的商店里，传出邓丽君甜腻的歌声。

路过一家电影院，门口挂着巨大的海报。

是一部好莱坞大片。

几个打扮时髦的年轻人，嬉笑着，从我身边走过，涌进了电影院。

我停下脚步，抬头看着那张海报。

海报上的女主角，金发碧眼，笑得灿烂。

我想起了很多年前，在那个昏暗的放映室里，林蔓问我：“好看吗？”

好看。

真的很好看。

只是，那个陪我看电影的人，再也找不到了。

我在电影院门口的台阶上，坐了整整一夜。

第二天，我坐上了回县城的火车。

回到家，生活还在继续。

我继续烧我的锅炉，老婆继续在家操持家务，孩子一天天长大。

我再也没有跟任何人，提起过林蔓这个名字。

她成了我心底，最深最深的秘密。

一个只有我自己知道的，关于青春，关于梦想，也关于那个荒唐又迷人的年代的秘密。

有时候，夜深人静，我会偷偷地，再把那盘《魂断蓝桥》的录像带，放进机器里。

看着屏幕上那座雾气蒙蒙的桥，我总会想，在世界的另一个角落，那个叫林蔓的女人，她现在过得好吗？

她还会记得，在1972年的那个小县城，有一个叫赵峰的傻小子，曾经陪她一起，看过一场又一场，见不得光的电影吗？

我想，她应该是忘记了吧。

就像那束曾经照亮了我整个青春的光，最终，还是熄灭在了无边的黑暗里。

又过了很多年，我退休了。

儿子在城里买了房，把我跟老伴接了过去。

我成了一个每天遛弯、下棋、看孙子的标准老大爷。

县城，是很少回去了。

有一次，老家有个亲戚过寿，我回去了一趟。

县城的变化很大，高楼多了，马路宽了。

很多老建筑，都拆了。

我鬼使神差地，走到了人民电影院的旧址。

电影院已经不在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大型的购物中心。

门口的广场上，一群大妈，正伴着震耳欲聋的音乐，跳着广场舞。

一切都恍如隔世。

我正准备离开，突然，一个拄着拐杖，头发花白的老头，从我身边走过。

我看着他的背影，觉得有点眼熟。

“王主任？”我试探着，叫了一声。

老头回过头，一脸茫然地看着我。

他的头发全白了，脸上布满了老年斑，背也驼了。

但他那双眼睛，还是跟几十年前一样，透着一股精明和算计。

“你是……”

“我是赵峰，以前电影公司的。”

“赵峰……”他想了半天，才一拍大腿，“哦哦哦！想起来了！送片子的那个小赵！”

他拉着我，显得很热情。

“哎呀，几十年没见，你都这么老了！”

我看着他，心里五味杂陈。

“是啊，都老了。”

我们俩站在喧闹的广场上，尬聊了几句。

聊了聊彼此的退休生活，聊了聊孩子的近况。

我一直想问，但又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最终，我还是没忍住。

“王主任，我……想跟您打听个人。”

“谁啊？”

“林蔓。就是……当年那个放映员。”

听到这个名字，王主任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

他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不自然。

“她啊……”他把目光投向远处，含糊地说，“不清楚，早就不联系了。”

“她当年……到底怎么样了？”我追问道。

王主任沉默了。

他看着眼前那些跳舞的大妈，半晌，才叹了口气。

“小赵啊，都过去这么多年了，还提那些干什么呢。”

“我就想知道，她后来怎么样了。”我的声音，有些固执。

王主任看了我一眼，眼神很复杂。

他把我拉到广场边一个没人的角落，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烟，递给我一根。

我摇了摇头。

他自己点上一根，深深地吸了一口。

“那姑娘，命不好。”他缓缓地说。

“她被送回省城后，因为那件事，档案里被记了很大一个过。再加上她爸的历史问题，哪个单位都不敢要她。”

我的心，揪了起来。

“后来呢？”

“后来……”王主任吐出一口烟圈，“听说，嫁给了一个比她大二十多岁的，腿有残疾的返城知青。”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像被重锤狠狠地砸了一下。

“她……不是出国了吗？”我颤声问。

“出国？”王主任像看傻子一样看着我，“谁跟你说的？就她那样的家庭背景，那样的档案，别说出国，出省都难！”

我愣住了。

原来，传达室那个大爷，是在骗我。

或者，他只是把两个不相干的人，记混了。

“她……就一直……在省城？”

“嗯。”王主任点点头，“前几年，我听一个去省城开会的老同事说，在菜市场见过她。在一个卖咸菜的摊子后面，人又黑又瘦，跟个农村老太太似的，哪还有当年一点的影子。”

卖咸菜……

农村老太太……

这几个词，像一把把尖刀，插进我的心脏。

我眼前，浮现出林蔓那张精致又倔强的脸。

我想象不出，她站在咸菜摊后面，是什么样子。

“她……为什么啊……”我的声音里，带上了哭腔，“她明明可以……嫁个好人家的。”

王主任沉默着，又吸了一口烟。

“因为那个返城知青，他爸是省革委会的一个小领导。”他低声说，“只有他，敢娶她。也只有嫁给他，她才能保住省城的户口，才能……不被赶到乡下去。”

我明白了。

我什么都明白了。

那不是嫁人。

那是一场交易。

她用自己的一生，换来了一个苟延残喘的资格。

“老王！”远处，一个同样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在冲王主任招手。

“哎，来了！”王主任应了一声，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碾灭。

“不聊了，我家那口子催了。”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小赵，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人啊，得朝前看。”

说完，他转身，向那个老太太走去。

我看着他的背影，突然觉得，他比几十年前，更胖，也更矮了。

我一个人，在那个早已不是人民电影院的广场上，站了很久很久。

周围的人声、音乐声，都离我远去。

我的世界里，只剩下无边的，刺骨的寒冷。

那天，我是怎么回到城里家中的，我已经不记得了。

我大病了一场。

躺在床上，整日整夜地做梦。

梦里，全是那个昏暗的放映室。

林蔓坐在我的身边，我们一起看着幕布上的悲欢离合。

她转过头，对我笑。

“赵峰，”她说，“以后，还想看吗？”

“想。”我流着泪，说。

从那以后，我养成了一个习惯。

我开始疯狂地看电影。

我买了一个大屏幕的智能电视，办了所有视频网站的会员。

我把那些曾经的“禁片”，一部一部地，找出来看。

《雁南飞》、《红与黑》、《罗马假日》、《卡萨布兰卡》……

每一部电影，我都会看很多遍。

我好像，是在替某个人看。

我试图在那些光影里，找回那个消失在岁月里的，叫林蔓的姑娘。

我的老伴，觉得我疯了。

“看这些洋鬼子的东西，有什么意思？”她总是这么说。

我从不跟她争辩。

她不懂。

没有人会懂。

去年冬天，我因为肺炎，住了一次院。

在医院里，我认识了一个同病房的病友。

他是个退休的大学教授，很健谈。

我们俩很聊得来。

出院后，还一直保持着联系。

有一次，他请我去他家做客。

他家住在省城一个很老旧的小区里。

就是我很多年前，去找过林蔓的那个省电影制片厂的家属院。

我站在那个熟悉又陌生的大院门口，心里百感交集。

教授的家，在三楼。

我们坐在阳台上，喝着茶，聊着天。

从阳台上，正好可以看见楼下那个小小的，已经显得有些破败的花园。

几个老头老太太，正坐在花园的长椅上，晒着太阳。

我一眼，就看到了她。

她坐在一张轮椅上，身上盖着厚厚的毯子。

头发已经全白了，稀疏地贴在头皮上。

脸上布满了皱纹，老年斑像蝴蝶一样，停在她的脸颊和额头。

她的眼睛，依然很大。

但那里面，再也没有了当年的那汪深水。

只剩下一种，被岁月和苦难，彻底磨平了的，空洞的平静。

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推着她的轮椅。

男人长得，跟她有几分相像。

应该是她的儿子吧。

我的呼吸，在那一刻，停止了。

我感觉全身的血液，都涌上了头顶。

“老张，”我抓住教授的手，指着楼下那个身影，声音抖得不成样子，“那位……那位老太太，是谁啊？”

教授顺着我的手指看下去。

“哦，你说林老师啊。”

老师？

“她……她也是老师？”

“是啊。”教授叹了口气，“可惜了，多好的一个人。”

“她当年，是咱们省外语学院最有才华的年轻老师，精通好几门外语。听说，当年还给来访的外国元首当过翻译呢。”

我的脑子，又“嗡”的一声。

我一直以为，她的那些知识，都是她父亲教的。

我从来没想过，她自己，就曾经是那么优秀，那么耀眼的存在。

“那……她怎么会……”

“还不是因为她那个爹。”教授压低了声音，“她爹是咱们这儿有名的右派，‘文革’的时候，吃尽了苦头。她也受了牵连，被下放到了下面一个县城。”

“后来，好不容易熬到‘平反’，回了城。又因为……作风问题，档案上被记了一笔。好好的前途，全毁了。”

作风问题……

这四个字，像四根钢针，扎在我的心上。

“那……她后来，结婚了吗？”我明知故问。

“结了。”教授摇了摇头，一脸的惋惜，“嫁给了院里一个残疾的返城知青。那男的，人不行，吃喝嫖赌，后来还因为搞破鞋，被单位开除了。林老师跟他过了一辈子，受了一辈子的气。”

“前几年，那男的得了肝癌，死了。林老师自己，身体也垮了。先是中风，瘫了，后来又得了老年痴呆，现在，连人都不认识了。”

老年痴呆……

不认识人了……

我看着楼下那个安静地坐在轮椅上，像一尊雕塑一样的老人。

我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汹涌而出。

“老赵，你这是怎么了？”教授惊讶地看着我。

“没事……”我胡乱地抹了一把脸，“外面风大，迷了眼。”

那天，我没有下去。

我没有去跟她相认。

我只是坐在那个阳台上，远远地，看着她。

看着她被儿子推着，在花园里，一圈一圈地，慢慢地走。

直到太阳落山，他们回了家。

我怕。

我怕她看见我，会想起那些不堪的往事。

我也怕，她看见我，那双空洞的眼睛里，依然没有任何波澜。

我不知道，哪一种结果，会让我更心碎。

就这样，远远地看着，挺好。

至少，在我心里，她还是那个穿着蓝色工装，扎着马尾，眼神里带着一丝倔强和疏离的，叫林蔓的姑娘。

她还是那个，在黑暗的放映室里，为我打开一个全新世界的，我的女神。

这就够了。

从教授家回来后，我又恢复了平静的生活。

只是，我不再看那些老电影了。

我开始学着，用智能手机，上上网。

我下载了一个短视频软件。

有一天，我在上面，刷到了一个电影解说的视频。

一个年轻的博主，用几分钟的时间，讲述了《魂断蓝桥》的故事。

视频的最后，博主说：“这是一个关于承诺与等待，误会与错过的悲剧。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一份纯真的爱情，是如此的脆弱，如此的不堪一击。”

评论区里，有很多人留言。

“看哭了，太感人了。”

“那个年代的爱情，真是纯粹。”

“如果罗伊没有死，如果他能早点找到玛拉，结局会不会不一样？”

我看着那些评论，笑了笑。

然后，我用我那笨拙的，因为衰老而有些颤抖的手指，敲下了一行字。

“这个世界上，没有如果。”

来源：小蔚观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