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七三年的风，裹着华北平原的麦秸秆味儿，干扑扑地刮在脸上。我叫李建国，十八岁，是县电影队最年轻的放映员。在那个文娱匮乏的年月，这活儿比公社的拖拉机手还体面——走到哪儿，都有大队书记端茶递烟，孩子们围着我的二八杠追着跑。

七三年的风，裹着华北平原的麦秸秆味儿，干扑扑地刮在脸上。我叫李建国，十八岁，是县电影队最年轻的放映员。在那个文娱匮乏的年月，这活儿比公社的拖拉机手还体面——走到哪儿，都有大队书记端茶递烟，孩子们围着我的二八杠追着跑。

这天轮值去向阳公社。车后座绑着沉甸甸的放映机，胶片卷用蓝布包着，硌得后背生疼。向阳公社偏得很，土路坑坑洼洼，我蹬着车，链条“哐当哐当”响，像是在跟路边的白杨树较劲。都说这儿穷得叮当响，但再穷，革命电影不能断，那是给大伙儿鼓劲的精神火苗。

到公社大院时，日头刚擦着树梢往下沉。土场子上已经坐满了人，小马扎摆得整整齐齐，还有人扛着长条凳从十里八乡赶来。看到我的二八杠，人群立马炸了锅：“放电影的来了！”“小李师傅，今儿放啥？”一个留着锅盖头的小男孩扒着车把，鼻涕都快流到嘴里。我抹了把额头的汗，笑着喊：“《地雷战》！”欢呼声差点把旁边的老槐树震得掉叶子——这片子，乡亲们看了百八十遍，可每次看到鬼子踩地雷炸得蹦高，还是能笑出眼泪。

公社书记张卫国从办公室走出来，中等身材，戴一副旧黑框眼镜，中山装的袖口磨得发亮。“建国来了。”他声音温和，却透着股不容置疑的沉稳。我赶紧跳下车，递上一包“海河”烟：“张书记，让您等久了。”他摆了摆手，目光扫过胶片包：“路上没耽误吧？”“没，一路顺得很。”我一边回话，一边手脚麻利地搭架子。

银幕是放映员的脸面，我把那块洗得发白的粗白布，牢牢固定在两根老榆木杆上，四角用石头压实，不能有一丝褶皱。风一吹，白布鼓起来，像艘正要起航的白帆。孩子们在银幕前追逐，影子被夕阳拉得老长，晃来晃去。大人们聚在一旁抽旱烟，聊着春播的收成，抱怨着前阵子的旱情，空气里混着烟味、汗味和柴火的烟火气——这就是七十年代农村的黄昏，清苦，却透着股热乎的生命力。

我把放映机架在土台中央，调试焦距。一束白光打在银幕上，圈出个亮堂堂的圆。我盖上镜头盖，场子瞬间安静下来，连孩子们的打闹声都停了——大伙儿都知道，好戏要开演了。

“社员同志们，安静一下！”张书记站到银幕前，清了清嗓子，“今天咱们请县电影队的李师傅来放《地雷战》，大家要学习赵家庄民兵的机智勇敢，把这股劲头用在生产上……”又是熟悉的开场白，我靠在放映机上打了个哈欠，心里盘算着放完电影，能不能蹭上公社食堂的玉米粥和腌萝卜条。

终于，张书记抬手一挥：“电影开始！”我立马掀开镜头盖，按下开关。“嗡——”放映机的轰鸣声响起，白光穿透暮色，银幕上跳出“地雷战”三个遒劲的大字，激昂的主题曲一奏响，场子上的气氛瞬间热了起来。

我熟练地转着胶片轴，眼睛盯着银幕，心里却在琢磨着晚上住哪儿。电影里，赵家庄的民兵正忙着埋地雷，黑白画面里，鬼子们东张西望，生怕踩上“土八路”的陷阱。观众们攥着拳头，大气都不敢出，一个扎着红头绳的小姑娘，吓得往她爹怀里缩，又忍不住从胳膊缝里偷看。

突然，放映机“咔”地一声轻响，细微得像风吹过草叶。我心里一紧——坏了，胶片断了可是大事！我赶紧凑过去看，胶片转得好好的，没断也没卡。许是机器老化了，我松了口气，想着回去得让队里给机器上点油。

可当我抬眼再看银幕时，整个人像被钉在了原地，血液都冻住了。

银幕上，赵家庄的土坯房不见了，鬼子的膏药旗也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我从未见过的景象：无数辆流线型的铁盒子在宽阔的柏油路上飞驰，比公社的拖拉机快十倍，车身上亮着五颜六色的灯。远处的高楼直插云霄，比县城最高的百货大楼还高出十几倍，楼墙上挂着巨大的彩色牌子，上面的字弯弯曲曲，我一个都不认识。

几个穿着奇装异服的人走过镜头：女人留着蓬松的卷发，嘴唇红得像熟透的樱桃；男人穿着印着花纹的短袖，手里拿着个巴掌大的发光方块，手指在上面划来划去，还对着方块笑。

那画面只闪了四秒钟，快得像流星划过夜空。“啪”的一声，银幕又切回了《地雷战》的画面——赵虎正领着民兵往地雷坑里填土，“轰隆”一声，鬼子的军车炸成了火球。

场子上爆发出震天的叫好声：“好！炸得好！”“让这帮狗娘养的再嚣张！”大伙儿都沉浸在剧情里，仿佛刚才那诡异的几秒钟，只是我的错觉。

不是错觉！我看得清清楚楚，手心的汗把胶片轴都浸湿了。那是什么？是书里说的帝国主义幻境？还是老人们讲的鬼神显灵？

我猛地回头，人群里大多是兴奋的脸庞，但有三个人的表情不对劲。张书记站在原地，眼镜滑到了鼻尖，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银幕，脸色煞白，手里的搪瓷缸子都快捏碎了——他肯定看见了。

旁边的赵四爷，公社的老木匠，平时爱讲些狐仙鬼怪的故事，此刻他手里的刨子掉在地上，嘴巴张得能塞进个鸡蛋，浑浊的眼睛里满是惊恐。

还有前排那个穿碎花衬衫的姑娘，是公社广播站的林晓燕，她没跟着欢呼，而是捂着嘴，肩膀微微发抖，眼神里全是难以置信。

冷汗顺着我的脊梁骨往下淌，后背的衬衫瞬间湿透了。我放了三年电影，跑遍了周边十几个公社，从没遇到过这种邪门事。胶片都是县电影公司统一发放的，审查得比啥都严，别说这种莫名其妙的画面，就连字幕错个字都得返工。

难道是有人在胶片里掺了私货？我赶紧打开胶片箱，把下一卷胶片抽出来，借着放映机的光一格一格地看——全是《地雷战》的画面，没半点异常。

我脑子里乱成一团麻。这事儿要是传出去，我这放映员的工作肯定保不住。往小了说，是放映事故；往大了说，这画面里的高楼、奇装异服，可不就是“资产阶级腐朽生活”的铁证？我当着几百号人的面放这个，岂不是成了“传播反动思想”？

电影还在继续，鬼子们被地雷炸得哭爹喊娘，观众们笑得前仰后合。可我却像揣着个烧红的烙铁，坐立难安。我感觉自己就像被鬼子盯上的民兵，随时可能被揪出来批斗。

我摸出兜里的烟，手抖得划了三次火柴才点燃。烟雾里，张书记朝我走过来，步子很慢，每一步都踩在我的心尖上。

“建国。”他站在我面前，脸色阴沉得像要下雨。

“张……张书记。”我勉强挤出个笑容，声音都在打颤。

他没看我，压低声音，几乎是用气音说：“刚才那是什么？”

“我……我不知道啊！”我急得快哭了，“可能是机器出问题了？或者……胶片受潮了？”

“胶片你查了？”他的目光像探照灯，直刺我的眼睛。

“查了！真没问题！”

“机器呢？”

“我……我没来得及细看。”我心虚地低下头。

“建国，”他往前凑了凑，声音更低了，“咱们都是组织上的人，要对党忠诚。你老实说，是不是带了别的胶片？”

我“噗通”一声差点跪下：“张书记，借我十个胆子我也不敢啊！我就是个放电影的，哪来的别的胶片？这要是被发现了，我全家都得受牵连！”

张书记盯着我的眼睛看了足足一分钟，眉头拧成了疙瘩。我知道，他在判断我是不是在撒谎。这一分钟，比电影里的一场战斗还漫长。终于，他叹了口气：“先把电影放完。”说完，转身走了。

我瘫坐在土台上，后背的冷汗把泥土都浸湿了。我知道，这事儿没完。

电影在《地雷战》的片尾曲中结束，“太阳出来照四方，毛主席的思想闪金光……”乡亲们哼着歌，收拾着小马扎，孩子们还在模仿着埋地雷的动作。而我，却像掉在了冰窖里，浑身发冷。

张书记没走，他叫来了两个民兵，守在我身边，那架势，分明是把我当成了可疑分子。“建国，跟我来。”等人群散尽，他语气严肃地说。

我腿肚子发软，被民兵架着进了公社办公室。屋里灯光昏黄，除了张书记，还有赵四爷。门“吱呀”一声关上，还从外面锁了。我心里一沉：这是要审问我啊。

“说吧，到底是怎么回事？”张书记坐在办公桌后，手指敲着桌面。

“书记，我真的不知道！”我带着哭腔，“放得好好的，突然就冒出那么个画面……”

“什么画面？”赵四爷突然开口，他的声音沙哑，像被砂纸磨过，“你给俺们说仔细点。”

我咽了口唾沫，努力回忆着那惊魂的四秒钟：“好多彩色的光，跟彩虹似的。还有好多铁盒子，跑得比拖拉机还快，上面亮着灯。还有高楼，比县城的百货大楼高多了，墙上挂着亮晶晶的牌子……”

“牌子上啥字？”张书记追问。

“不认识，歪歪扭扭的，跟天书似的。”

“还有啥？”赵四爷往前探了探身子。

“人穿得怪得很，女的头发卷卷的，嘴唇红得吓人。男的手里拿着个发光的小方块，对着脸摆弄。”

我说完，屋里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张书记和赵四爷对视一眼，脸色都难看到了极点。

“建国，你摸着良心说，”张书记一字一顿地问，“这些东西，你以前见过、听过吗？”

我拼命摇头：“没有！绝对没有！我家成分是贫农，我爹是老党员，我咋可能接触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那你解释解释，银幕上为啥会出现这些？”

我张了张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是啊，我自己都想不通。

“老张，俺说句实话。”赵四爷摸出旱烟袋，点燃后吸了一口，“这事儿，邪门得很。”

“邪门？”张书记皱起眉头，“你这话啥意思？”

“俺活了六十八了，走南闯北做木匠，啥世面没见过？”赵四爷磕了磕烟锅，“刚才那画面，不像是咱这人间该有的。”

“不是人间的？”我吓得浑身起鸡皮疙瘩，“四爷，您是说……闹鬼了？”

“比闹鬼还邪乎。”

张书记“啪”地一拍桌子，吓得我一哆嗦：“老赵，你也是老革命了，咋还信这些封建迷信！这世界上没有鬼，只有阶级敌人在搞破坏！”他嘴上说得硬气，可我看见他的手在微微发抖。

“现在就两种可能。”张书记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一是建国你有问题，故意带反动胶片来搞破坏；二是敌人掌握了新手段，能隔空往银幕上投画面。”

“新手段？”我愣住了，这比闹鬼还让人难以置信。

“不管是哪种，”张书记的声音变得冰冷，“这件事必须严格保密！谁要是敢往外漏一个字，按敌我矛盾处理！”

“敌我矛盾”这四个字，像四块大石头压在我心上。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批斗、劳改，甚至可能小命不保。

“建国，”张书记的语气缓和了些，“从现在起，你不能离开公社大院。放映机和胶片全部封存，由公社保管。”

“是。”我低着头，不敢反驳。

“你把今天从县城出发，到放完电影，所有接触过的人、发生的事，一字不落写下来，写成书面材料。”

“好。”

“老赵，你去暗中打听，”张书记看向赵四爷，“看看除了咱们三个，还有谁看到了那个画面，他们说了啥、反应咋样，千万别打草惊蛇。”

“明白。”赵四爷点了点头。

我被民兵带到了公社的一间小耳房，窗户被木板钉死，屋里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我成了阶下囚。

就着昏暗的油灯，我开始写材料。脑子里乱糟糟的，那个诡异的画面一遍遍在眼前闪现：飞驰的铁盒子、高耸的楼房、发光的小方块……那到底是啥地方？是张书记说的“敌人的地盘”，还是赵四爷说的“另一个世界”？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的命运，已经和那个突然出现的画面绑在了一起。要是查不清楚，我这一辈子就毁了。

我写了整整一夜，手都写麻了。第二天一早，张书记拿走了材料，啥也没说，只是看我的眼神很复杂。

接下来的四天，我被软禁了。每天有人送饭，但没人跟我说话。我在几平米的小屋里转圈，把地板砖都快磨出痕迹了。这种死寂，比任何审问都让人煎熬。

第五天早上，门开了。张书记走进来，眼睛里布满血丝，脸色比之前更难看。“跟我来。”他说完，转身就走。

我跟着他来到公社的农具房，我的放映机和胶片箱就摆在墙角。“把机器装起来。”张书记指着放映机说。

“装……装起来？”我愣住了。

“对，”他点了点头，“做个试验。”

“试验？”

“重复那天晚上的所有操作，一步都不能错。”他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

我明白了。他想复现那个画面，看看是不是巧合。这太冒险了，可这也是唯一能揭开谜团的办法。

“张书记，这……”

“出了问题我担着。”他斩钉截铁地说。

我开始组装机器，手心全是汗。农具房里没有银幕，张书记指了指对面的白墙：“投在那儿。”他拿出那天的《地雷战》胶片：“就用这卷。”

我把胶片小心翼翼地装进去，手抖得厉害。“那天几点放的？”他问。“七点多。”他看了看手表：“现在下午两点，开始吧。”

我深吸一口气，按下开关。“嗡——”放映机启动，白光打在墙上，黑白画面开始流动。我和张书记盯着墙面，谁也没说话。

十分钟过去了，电影情节和记忆中一模一样。我心里松了口气，也许那天真的是机器出了意外？

就在这时，放映机“咔哒”一声响。我心里一紧：来了！可墙上还是《地雷战》的画面，啥也没变化。

“停！”张书记喊道。我关掉机器，他让我把胶片倒回刚才的位置，对着灯光一格格看——啥异常都没有，就是普通的电影画面。

“邪门了。”张书记喃喃自语，额头上的汗往下淌。

“书记，会不会是咱们那天眼花了？”我试探着问。

“两个人同时眼花？还有老赵和小林姑娘？”他反问。

我无话可说。

“唯一的不一样，”张书记突然说，“是时间和地点。那天是晚上七点，在土场子；现在是下午，在农具房。”

“这跟地点时间有关系？”

“不知道，但得再试一次。”张书记的眼神很坚定，“今晚七点，还在土场子，原样复现。”

我心里咯噔一下，这简直是疯了。可我别无选择。

夜幕再次降临，土场子上空无一人——张书记以“维修线路”为由，让社员们都待在家里。只有我和张书记站在土台上，风刮着银幕，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像鬼哭似的。

七点整，张书记说：“开始。”

我按下开关，放映机的轰鸣声在寂静的夜里格外刺耳。白光打在银幕上，《地雷战》的画面再次上演。我的眼睛死死盯着银幕，神经绷得像根要断的弦。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当电影放到上次出现异常的节点时，放映机“咔”地一声响。我的心脏猛地一缩——来了！

那一瞬间，银幕上的《地雷战》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那个让我魂牵梦绕的诡异景象：彩色的灯光流淌，流线型的铁盒子在宽阔的路上飞驰，高楼的大屏幕上闪过花花绿绿的画面，金卷发的女人笑着走过，男人手里的发光方块亮着刺眼的光。

这次，画面持续了整整六秒！我还听到了声音——嘈杂的喇叭声、人的笑声，还有一种从未听过的音乐声！

“轰——”画面突然消失，银幕上又回到了赵家庄的场景。

我“扑通”一声瘫在地上，浑身发软。张书记也踉跄着后退两步，一屁股坐在土台上，脸色惨白，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

过了好久，他才缓过神来，声音沙哑：“关……关掉机器。”

我爬过去关掉开关，场子上只剩下风声。

“看到了……你也看到了……”张书记的声音像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看到了……”我带着哭腔回答，“还有声音……”

我们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深深的恐惧。

“这玩意儿……到底是啥……”张书记喃喃自语。

我想起了赵四爷的话：“不是咱们这个世界的东西。”难道是真的？

“不能再查了！”张书记突然跳起来，像被逼到绝境的野兽，“再查下去，咱俩都得完蛋！”

我瞬间明白了。这事儿已经超出了我们的认知，也超出了我们能控制的范围。不管背后是阶级敌人还是别的什么，都不是我们能招惹的。

“那……那我咋办？”我慌了。

“你得走。”张书记看着我，眼神复杂，“县里面我来应付，就说你畏罪潜逃了。”

“书记……”我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在那个年代，说一个人“畏罪潜逃”，他要承担多大的风险啊。

“别谢我，”他摆了摆手，脸上露出一丝苦涩，“我是在自救，你留在这儿，咱俩迟早都得栽进去。”

“那您……”

“我把这事儿烂在肚子里，”他说，“今晚啥也没发生，咱俩啥也没看见。”

“放映机和胶片呢？”

“烧了。”他斩钉截铁地说，“一把火烧干净，不留痕迹。”

我点了点头。这是唯一的办法。

“今晚就走，”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沓钱和粮票塞给我，“往西走，走得越远越好，永远别回来。”

我接过钱和粮票，双手发抖，“噗通”一声给张书记磕了个头：“书记，您的大恩大德，我李建国这辈子忘不了！”

“快走吧。”他转过身，不再看我。

我最后看了一眼那台即将被烧毁的放映机，看了一眼空荡荡的土场子，然后转身钻进了漆黑的夜色里。

我一路向西，不敢坐火车，不敢住旅店。饿了就啃干馍，渴了就喝河水，晚上睡在草垛或破庙里，像条无家可归的狗。我不知道走了多久，走了多远，只知道必须不停地走，远离那个藏着秘密的向阳公社。

我在一个偏远的小县城落脚，改名换姓，找了个修自行车的活儿糊口。从那以后，我再也没碰过放映机，那玩意儿成了我一辈子的阴影。

几十年过去了，我从十八岁的小伙子，变成了头发花白的老头。时代变了，街道上跑着各式各样的汽车，高楼一栋比一栋高，人们手里拿着智能手机，对着屏幕笑、对着屏幕说——这一切，都让我觉得陌生又熟悉。

那天，我路过县城的中心广场，巨大的LED屏正在播放城市宣传片。我停下脚步，抬头看去的瞬间，整个人像被钉在了原地。

屏幕上，彩色的灯光流淌，汽车在宽阔的马路上飞驰，高楼直插云霄，大屏幕上滚动着广告，金发女人笑着走过，男人拿着手机自拍——那画面，和我几十年前在向阳公社银幕上看到的，一模一样！只是更清晰、更真实！

眼泪“唰”地一下涌了出来，我捂住嘴，泣不成声。我终于明白了，那天晚上看到的，不是鬼，不是敌人的阴谋，而是未来。

那台出了“故障”的放映机，在那个特殊的夜晚、特殊的地点，像一台时光放映机，偶然间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未来的窗。只是那时候的我们，根本无法理解眼前的一切。

我站在人来人往的广场上，看着屏幕上的画面，像个迷路多年的孩子终于找到了回家的路。原来那个“不属于这时代的景象”，不是不该来，只是来得太早了，早得让我们手足无措。

我想起了张书记，那个为了自保也为了保我，把秘密藏在心底的公社书记。他还活着吗？他看到现在的世界，会不会想起七三年那个诡异的夜晚？

我想起了赵四爷，那个神神叨叨却一语中的的老木匠。他说“不是咱们这个世界的东西”，是啊，在那个年代，这确实不属于我们的世界。

我还想起了林晓燕，那个穿碎花衬衫的广播站姑娘。她也看到了那个画面，如今她过得怎么样？看到眼前的一切，她会不会也想起那个让她震惊的黄昏？

我掏出烟，点燃，深深吸了一口。烟雾模糊了我的双眼，也模糊了那段尘封几十年的记忆。

生活还得继续。而那个属于一九七三年的，关于未来的秘密，将永远藏在我心底，成为我一个人，一辈子的传奇。

来源：坤哥侃影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