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俄国学者穆罗夫在1901年发表的《远东的人与风俗》中解释：“地方之好汉，好以红色之绳穗装饰其武器。瞄准时，将绳穗衔于齿间，以免碍事。远望，枪手仿佛长着红色胡须。”

“当响马，快乐多，骑着大马把酒喝，搂着女人吃饽饽”，这是东北土匪中流传的歌谣。 但真实情况却远非如此。

多数时候，他们连一顿饱饭都吃不上，砸窑（抢劫）分赃时，罐装咸菜疙瘩都要郑重其事地记上一笔。

土匪就是土匪，为何要称之为“红胡子”？

俄国学者穆罗夫在1901年发表的《远东的人与风俗》中解释：“地方之好汉，好以红色之绳穗装饰其武器。瞄准时，将绳穗衔于齿间，以免碍事。远望，枪手仿佛长着红色胡须。”

东北土匪在历史上又被称为“红胡子”、“胡匪”或“马贼”，其起源可追溯到清咸丰年间。当时太平天国起义闹得如火如荼，关外八旗军奉调入关剿灭，致使关外驻兵骤减，防卫空虚。

根据《辽东招民开垦条例》，1644至1667年间，山东百姓移民满洲者甚多。前来关东的移民，大多自主觅地耕作，不受法律保护，朝廷对其生存状况也不闻不问。

生活穷困潦倒的移民中，有一部分人选择了落草为寇。东北土匪的主力，正是十九世纪中叶移民关外的“闯关东”的人。

其中不仅有无依无靠的无产者，也有从有产者沦为无产者之人，他们对官府的胡作非为深恶痛绝。

随着时间推移，土匪成分日趋复杂。1901年，俄国学者穆罗夫观察到，红胡子的基本构成是汉人，但他们使用染红的中国传统京剧髯口作伪装。 日俄战争后，局势更加混乱，不少外国人也加入土匪行列。

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羁押在俄国西伯利亚和黑龙江流域的德奥战俘营屡次发生战俘逃亡事件，他们大多流入满洲境内，其中部分战俘加入红胡子。

在二十世纪初的满洲红胡子里，还有俄国哥萨克，他们是典型的带路党，专门指引华人红胡子抢劫满洲境内的俄国势力。

到抗战结束时，整个东北有土匪10万人左右，有些地区整个村子几乎都被土匪控制了，基本上属于“三人行必有一匪”。

据中共中央东北局的一份统计，民国时期东北土匪最多时有枪支

180万条

，相当于两百个军的装备。

东北土匪虽被称为“乌合之众”，但其内部有着严密的组织架构和管理系统。大股的土匪又称“溜子”，有一套比较完整的组织和规矩。

土匪组织的总头目叫“大当家的”或“大掌柜的”，内部呼为“大哥”。其下有二掌柜，再往下有“

四梁八柱

”，下面一般匪徒称“崽子”。 这种体系构成了土匪窝中完整的攻击、防御和管理机制。

“里四梁”是土匪集团的核心管理层。

炮头

是执法行刑的，必须“管直”（枪法准），在和敌人交锋时能在关键时刻一枪定夺大局；

粮台

管粮食、蔬菜的储备、供应；

水香

负责分配站岗、放哨；

翻垛

是军师，行动前占卜凶吉，遇险时祈神庇佑。

“外四梁”则负责对外事务。

秧子房掌柜

负责关押人票，大都心狠手辣，催票时割耳朵、割鼻子毫不手软；

花舌子

负责给苦主家送信、讲价；

插签的

负责勘察打劫目标路线；

字匠

主管文墨，给苦主写信。

土匪内部有许多行话、黑话，反映了其组织内部的规矩和忌讳。例如，干土匪称作“吃打饭”，长期干这一行叫“挂住”，打劫叫“开差”、“砸窑”，劫道叫“别梁子”，杀人叫“插人”，分钱叫“挑片”。

他们特别忌讳“死”字，故称死了为“睡了”，睡了则称“躺桥”；忌“犯”字，故称吃饭为“啃付”；忌蹲大牢的“蹲”字，故点灯叫“上亮子”、“点明子”。

加入土匪团伙并非易事，需要经过严格的“面试”。新人入伙，土匪黑话叫“过堂”，仪式极为苛刻：“叫来人在头上顶个葫芦或酒壶之类，朝前走去不许回头，走到百步左右，大当家的举枪射击。只听‘咣’的一声，那头上的东西碎了。这时，大当家的派人去摸摸他有没有尿裤子。如能挺住就叫‘挺硬’，可以入伙。”

影视作品中的土匪往往大碗喝酒、大口吃肉，但实际情况远非如此。东北土匪的真实生活是

吃粗茶淡饭，住简陋窝棚

。

刚当上土匪的人被称为崽子，他们是土匪里边最辛苦的，往往冲锋在前，撤退在后。白天行军，晚上还要轮流站岗放哨、铡草喂马。抢劫分赃时也只能等到土匪首领和元老们分完后，自己才能拿一点。

土匪们住的也很简陋，多是一些临时搭建的窝棚，难以抵御东北严寒的冬天。 因此，一入冬土匪首领会把抢劫来的钱财分掉，大家暂时解散下山。这时可能是土匪们一年来最幸福的日子。

土匪的经济来源主要是抢劫和绑票，东北土匪大多各据一方，不能随意跑到其他土匪地盘犯案，否则会引发激烈火拼。 自己的地盘能抢的目标很有限：乡镇大户有护院保镖；县城有军队警察；林场、矿山有枪械护卫。

因此土匪团伙几个月“不开张”是常有的事。1923年，德惠县万宝镇的大土匪“大龙”率领100多土匪围攻善人屯一家地主遭惨败。

这家地主院墙有3米多高，墙顶有垛头，院子四角修有炮台，内有20多名护院保镖。土匪虽一度冲进院子，最后还是被护院保镖打出来。战斗结束，土匪被打死20多人。

砸硬窑（抢大户）难度大，砸软窑（抢普通百姓）又收获甚微。那时候平民老百姓家里都比较穷，砸软窑最多也就抢一点吃的，抢不到钱。

因此，土匪们平常吃的最多的还是粗茶淡饭，有时候连老百姓家的咸菜都抢。

杨子荣在“智取威虎山”时打入土匪内部，吃的也仅是一些苞米面。

土匪在分配赃物时，有着严格的顺序：先扣除弹药开支、线人费用和据点开销，再按照功劳大小分配股份。

分赃时，

大当家拿两三股，账房分一股半，普通弟兄得一股，没枪没马的“爬子”只能分到半股

。枪和马单独算作“枪马股子”，空着手入伙的人别想分到多少东西。

人命在他们看来不算什么，一把好枪能换来三顿饭，一匹马能抵上半年口粮。

武器对于土匪来说至关重要，他们尤其喜欢清军开小差的士兵，因为逃兵随身携带着进口好枪。 土匪可以自造冷兵器和简陋火器，但新款武器和弹药却搞不到。除了靠逃兵送，就是抢，要么偷。

1880年，海参崴商人就从美国旧金山贩运枪支，然后再卖给红胡子。1906年，哈尔滨的一位法国商人被捕，罪名是向红胡子兜售左轮手枪。

一枝俄国莫辛纳甘步枪的价格从50卢布至200卢布不等，一把左轮手枪约40卢布至70卢布。子弹的价格从25戈比至1卢布不等。

规模大的匪帮能攻打坚固目标，分完以后常常还有剩余钱财；规模小的匪帮只能挑软柿子捏，跑一趟下来可能就剩下几毛钱，连李守信这样的老土匪头子都感慨说十几个县都找不到下手的地方，奔波千里赚不到几个铜板。

账房是整个团伙的核心，必须由大当家最信任的人担当。每次行动之前要上报私人财产，散伙的时候得搜身检查。如果有人私自藏钱、谎报弹药数量、乱用军火物资，轻则挨打，重则直接枪毙。

东北土匪的残忍是出了名的，但他们也有自己的规矩。

1936年，一个叫王志超的人票被吉林匪首“中山好”绑架，他回忆和另外几名人票被关在阴森的地窖里，每天早上五点钟起来放风，除此之外有了大小便也不许出去。

按照规矩，绑票之后五到十天，大当家得派人去人票家里送“海叶子”（信件），如果对方家里不交赎金，人票就会被拷打折磨甚至被撕票。

当时，一名姓张的人票家里没来人交赎金，“中山好”将这个人票衣服扒光，绑在板凳上灌辣椒水，肚子鼓起来之后，再用杠子把水压出来，直到把这个人票折磨死为止。

浑江一带土匪“冰上飞”一天抢劫到一个老太太家里，发现老太太手上戴个金镏子，但捋不下来，于是直接用菜刀活活把老太太的手指剁了下来。

1927年，吉林临江地区有个12岁的小牛倌，晚上东家对他说：“睡觉时小心点，当心土匪！”小牛倌不知天高地厚，开玩笑地大声说：“土匪来了怎的？还能把我xx割去？”

没想到这话被土匪听见了，第二天小牛倌就失踪了。后来东家和乡邻在村外沟里找到了他的尸体，生殖器真的被土匪割掉了。

如果是女性落在土匪手里，受到的折磨会更惨。1935年12月，吉林浑江地区汉奸土匪孙玉礼把一名抗联家属妇女抓到八道江审问，孙玉礼先是同日本兵将这名妇女轮奸，然后强迫抓来的20多名群众再轮奸她。最后，该匪竟然用烧化的蜡烛油浇在她下身上，将这名妇女活活的虐待死了。

然而土匪也有自己的规矩和禁忌。民国初年，他们有“十不抢”、“五不准”等诸多规矩。

“十不抢”包括不抢“喜车丧车、佛道僧人、医生、赌徒、车店、摆渡人、夜行人、鳏寡孤独、挑八股绳的、邮差”；“五不准”则是“不准奸淫妇女、不准抢穷人、不准进产妇的房间、不准动娶亲的人家、不准走猪挡住的路”。

这些规矩中，有些是针对没有抢劫价值的目标，如挑八股绳的小贩；有些是出于迷信，认为抢婚丧嫁娶、佛道僧人不吉利；还有些是实用考虑，如果得罪了医生，万一将来生病受伤，自己不会有好果子吃。

随着日本人侵占东北，一些土匪的奋勇抵抗，让人看到了他们在嗜杀成性之外的热血豪情。

活动于辽西的匪首“高老梯子”高鹏振号召抗日：“此次起义的目的在抗日救国，非比当年为匪，除了向民间收枪收马之外，应当不抢不夺，现已国破家亡，吾人发财何用！”

据统计，九一八事变前东北有土匪约6万余人，几乎都投入了抗日。 他们中的很多人战死疆场，如高鹏振、“双龙”李向荣等。

有的土匪在被日军俘虏后英勇不屈，例如“朝阳队”首领孙朝阳被捕后，日本人劝其投降，他慨然回答：“我孙朝阳热心救国，今不幸为奸人所骗而被逮，国土未复，壮志未遂，殊为可惜，至于个人生死早置度外，今日惟求速死以报我国家民族耳！”

然而日本投降后，东北土匪多接受国民党的委派和收编，抗拒中共部队，成了具有很强政治意义的土匪。

到1945年底，仅黑龙江地区土匪总数就达7万人以上。各地土匪占据近半数的县城和2/3的乡镇，气焰极为嚣张。

从1945年11月开始，东北抗日联军、进入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组成的东北人民自治军开始了对土匪的大规模清剿。

到1947年夏季，东北土匪累计被消灭十万余人。到了1949年3月，东北的土匪被彻底消灭。

《林海雪原》中杨子荣智取威虎山、活捉座山雕的故事就是这一时期剿匪斗争的缩影。

1947年2月7日，杨子荣等6名指战员化装成土匪深入海林镇西北匪巢，活捉匪首张乐山（座山雕）及多名土匪。

真实历史中的座山雕老巢没有影视剧中“威虎厅”那样气派，只是一个山里窝棚，更没有“百鸡宴”的嚣张。

1947年2月23日，杨子荣在追剿丁焕章残匪战斗中，因枪支故障哑火被敌匪击中牺牲。25日，海林县党政军各界及群众1万多人参加了安葬大会。

杨子荣生前所在排被命名为“杨子荣排”。 但直到1966年他母亲去世时，也不知道儿子去了哪里，做了什么。

家乡一度传闻他开小差当了土匪，乡里停止了他家的代耕等军属待遇。

土匪的历史随着1949年的到来而翻页，但那些饿着肚子、在枪马与人命间艰难取舍的“红胡子”故事，依然在这片林海雪原间流传。

《东北红胡子:从咸丰年间到解放前一个世纪的匪患》- 中国新闻网

《揭秘民国时期的东北土匪》- 苏辽，《民国匪祸录》

《清末东北土匪的真实生活 吃粗茶淡饭住简陋窝棚》- 界面新闻

《走进〈林海雪原〉》- 新华网

《兰台说史·历史上真实的东北土匪多凶残?》- 凤凰网

《【神管理】土匪无序？屁！人家是有完整管理系统的！》- 微信文章

《山东响马盗亦有道》- 齐鲁晚报网

来源：三国我独爱曹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