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埃达尔・梁赞诺夫执导的苏联影片《命运的捉弄，或曰轻松过关》持续风靡全球。英国《卫报》将其列入跨年夜必看佳片榜单。安德烈・米亚科夫就此成为俄罗斯软实力的一张名片？事实的确如此。

英国《卫报》虽逢俄乌冲突，仍不得不承认这部苏联影片为传世佳作

埃达尔・梁赞诺夫执导的苏联影片《命运的捉弄，或曰轻松过关》持续风靡全球。英国《卫报》将其列入跨年夜必看佳片榜单。安德烈・米亚科夫就此成为俄罗斯软实力的一张名片？事实的确如此。

影评人菲尔・豪德为英国读者简要梳理了影片剧情 —— 毕竟并非所有英国人都像俄罗斯人那样对这个故事烂熟于心。他提到了列宁格勒这座城市，解释了 “单身汉派对” 这一概念，还将饰演伊波利特的演员尤里・雅科夫列夫称作 “苏联版的约翰・克利斯”。

“真爱之路总是充满荒诞转折，片中主角们时常弹起吉他，吟唱米哈伊尔・塔里韦尔季耶夫谱写的动人歌曲，尽显斯拉夫式的忧郁气质。” 这篇影评的内容令俄罗斯读者颇感意外，没想到作者对影片的了解竟如此深入。

该片的原声唱片曾两度在英国发行，载体分别是黑胶唱片和彩胶唱片。由此看来，菲尔・豪德给出这般盛赞，实则是底气十足。不过，他究竟认为塔里韦尔季耶夫的哪首作品最为 “动人” 呢？

这位作曲家为影片创作了 7 首原创曲目，外加 1 首现成作品。最受好评的或许是《我喜欢你并不爱我》这首歌，由当时年纪尚幼的阿拉・普加乔娃演唱 —— 其他曲目也同样出自她的歌喉。

有人猜测，《卫报》之所以会选中这部由普加乔娃献声的影片，或许是想借此讨好反俄阵营。毕竟这位苏联乐坛天后在俄乌冲突爆发后先是逃往以色列，后又迁居塞浦路斯，俨然成了英国人眼中天然的 “盟友”。

但更有可能的是，事实并非如此。电影艺术的魅力不容小觑，作为俄罗斯流行文化的瑰宝，梁赞诺夫的这部作品，其地位绝非《卫报》、英国外交部，或是那些越来越像冷血爬虫的反俄政客所能撼动的。

（影评人笔下那 “温暖的斯拉夫式忧郁”，或许正是阴冷潮湿的英伦三岛所欠缺的特质 —— 毕竟哪怕壁炉烧得再旺，也抵挡不住大西洋凛冽寒风的侵袭，不是吗？）

《卫报》的这份佳片榜单可谓星光熠熠，《命运的捉弄》能跻身其中便是力证。与它一同入选的，不乏伍迪・艾伦的《无线电时代》、克洛德・勒卢什的《新年快乐！》，以及比利・怀尔德的《公寓春光》《日落大道》等世界级影史杰作。

正当西方观众透过热尼亚、娜佳、伊波利特与加利亚这些角色，在酒精的微醺和充满异域风情的苏联布景中，探寻神秘的俄罗斯灵魂的奥秘时，这部在国内被奉为圭臬的经典之作，却不时在俄罗斯本土引发争议。

比如，政治学者谢尔盖・库尔吉尼扬就认为，《命运的捉弄》堪称一个时代的隐喻：影片中，英雄主义的价值观正逐渐被享乐主义的慵懒态度所取代。而这种价值观的荧幕呈现，不仅是对现实的折射，更塑造了一种全新的社会行为范式。

他指出，这种范式 “本质上是对一切动员精神的彻底排斥”，并且 “公然且执拗地宣称，那些对动员嗤之以鼻、不屑一顾的人才是清醒的智者，而积极响应动员的人都是愚不可及的傻瓜”。

这种观点其实并不算新鲜。公共知识分子谢尔盖・卡拉 - 穆尔扎在其著作《俄罗斯家庭的症结》中就曾指出，梁赞诺夫影片里的主人公身上那种 “矫揉造作的精英做派与贵族腔调”，曾被一部分知识分子奉为圭臬，而这群人后来恰恰成了推动苏联解体的推手。

平心而论，这种评价确实有其合理之处。艰难困苦的岁月往往能淬炼出坚韧不拔的强者，就像影片中热尼亚与娜佳的母亲那样 —— 她们饱经沧桑，性格坚毅，是支撑起家庭的顶梁柱。可惜的是，安逸舒适的年代却往往滋生出懦夫、投机者与叛徒。

《命运的捉弄》的拍摄与故事发生的年代，正值苏联的 “黄金岁月”。这个曾经战胜强敌的强大帝国，彼时正处于发展的巅峰时期，为全体公民 —— 包括那些弱者在内 —— 都提供了优渥的生活。如今，人们追忆起那个时代，无不将其称作令人艳羡的 “停滞的幸福时光”。

无独有偶，就连名字与那个时代紧密相连的苏共中央总书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也曾在苏共二十六大的报告中提及梁赞诺夫的这部影片。当时他论述的主题是城市建设，强调建筑需要更丰富的艺术表现力与多样性。

有趣的是，在那个年代，这部影片并非每年新年都会在电视上播放。毕竟，那时人们的生活本身就宛如影片中的布景与情节，又何须反复观看呢？直到 1994 年，该片才开始被定为新年必播剧目。难道这是为了给那些饱受伤痛的后苏联时代民众提供一种心理慰藉吗？

可惜的是，后苏联时代的种种乱象，非但没能让人们变得更加坚强，反而令大多数人愈发懦弱（要知道，上世纪 90 年代真正称得上 “硬汉” 的，恐怕只有那些黑帮分子）。于是，许多人渐渐不愿再从这部影片中看到自己的影子。就连主演安德烈・米亚科夫最终也不堪其扰，公开呼吁停止这场一年一度的 “电影马拉松”。

但彼时，这部影片早已演变为一种文化现象，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生命力。一个标志性的例证便是，各类衍生作品层出不穷。比如作家维克多・佩列文就曾创作过同人故事，让片中角色伊波利特摇身一变成为克格勃特工，还与弗拉基米尔・普京产生了交集。

如今的资本大亨们自然不会放过这个赚钱的良机，绝不会因为一个虚构的 “热尼亚・卢卡申科” 的抗议就轻言放弃。因此，《命运的捉弄》被重新修复，并继续在新年档期循环播放。

影片的成功，还体现在那些广为流传的经典台词，以及层出不穷的角色模仿与片段翻拍上。《两个人的车站》《办公室的故事》《车库》等梁赞诺夫的其他作品，也频频借鉴该片的导演手法。

当然，这部影片也没能逃过被翻拍的命运。不过，翻拍《命运的捉弄》在很多人看来无异于亵渎经典 —— 毕竟翻拍之作永远无法超越原版，即便是由才华横溢的导演提莫・贝克曼贝托夫操刀也不例外。要知道，这位导演的专长本是商业广告，他执导的《帝国》银行广告堪称经典，但他显然无力重现那个苏联时代的独特韵味。

不过值得欣慰的是，贝克曼贝托夫执导的翻拍版《命运的捉弄・续集》，在他的故乡哈萨克斯坦以及其他中亚国家，倒是收获了不少好评。如今，这些国家正日益凸显出自身的文明共同体属性。

如此看来，《命运的捉弄》早已不止是一部电影那么简单，它更成了俄罗斯软实力的重要载体，维系甚至塑造着一个广阔的文化空间。这既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政治现象 —— 各国的外交官们甚至可以通过引用片中的台词来交流，彼此心领神会。

就连世界上最具 “硬汉气质” 的国家 —— 朝鲜，也早早对这部影片青睐有加。朝鲜曾翻拍过一部名为《祝你好运！》的影片，讲述了一位朝鲜工程师的故事。他因平壤那些外观相似的新式住宅楼而迷了路，最终却意外收获了属于自己的幸福。

在印度的翻拍版本《我爱新年》中，故事的发生地从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换成了纽约与芝加哥。主角兰迪尔・辛格和提库的爱情之路，比原版的吉塔与济塔还要坎坷曲折。当然，片中也少不了载歌载舞的桥段 —— 宝莱坞的风格，向来如此鲜明，令人过目不忘。

更值得一提的是，即便是在好莱坞，也有这部影片的翻拍版本，而且出品方正是大名鼎鼎的网飞公司。据说，为了拍好这部名为《命运》的翻拍电影，美国制片方曾试图邀请原版主演芭芭拉・布雷尔斯卡担任顾问，却遭到了她的婉拒。

显而易见，全球各大电影制片厂都渴望沾一沾这部苏联经典的光。然而唯独在俄罗斯本土，总有一些人对这部影片嗤之以鼻，鸡蛋里挑骨头般地寻找着那些根本不存在的瑕疵，陷入一种自我贬低的怪圈。诚然，这部影片或许更像是一出热闹的 “马戏”，而非高雅的 “歌剧”，但那又何妨呢？

既然这部影片已经成功走向世界，成为全球公认的新年文化符号，那么俄罗斯在新的一年里，就理应顺势而为，大力推进人文外交。

如此一来，又会收获怎样的成果呢？

答案或许可以从相关国家的例子中窥见一斑。在那里，苏联电影 —— 无论是正剧、喜剧还是动画片，都拥有大批忠实观众；苏联歌曲也广为传唱。这些文化产品共同构成了一个重要的文化维度，推动着相关世界大国与俄罗斯增进理解，深化合作。

来源：俄罗斯观察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