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红色电影“技术根基”，《红色电影录音机》新书首发，听听电影人与专家学者怎么说

摘要：12月30日下午，“海上电影沙龙”之《红色电影录音机》新书分享会在徐家汇公园内的《义勇军进行曲》灌制地纪念馆（百代小楼）举行。这场由上海电影家协会、徐汇区文化和旅游局、上海戏剧学院研究生部联合主办的文化活动，以“红色技术与艺术的双重觉醒”为核心，汇聚了影二代代

12月30日下午，“海上电影沙龙”之《红色电影录音机》新书分享会在徐家汇公园内的《义勇军进行曲》灌制地纪念馆（百代小楼）举行。这场由上海电影家协会、徐汇区文化和旅游局、上海戏剧学院研究生部联合主办的文化活动，以“红色技术与艺术的双重觉醒”为核心，汇聚了影二代代表、影视研究者及“建筑可阅读”志愿讲解员等嘉宾，在中国电影120周年、《义勇军进行曲》创作灌制90周年的重要节点，共同解锁这部跨媒介红色纪实作品的独特价值。

《义勇军进行曲》灌制地纪念馆（百代小楼）

“海上电影沙龙”之《红色电影录音机》新书分享会（新闻晨报12月30日下午拍摄）

《红色电影录音机》是国家一级导演、上海戏剧学院博士崔轶的新作，该书以1930年代左翼电影运动为历史底色，以司徒慧敏等先驱发明“三友式”电影录音机的技术突破为主线，串联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左翼电影小组秘密筹建电通电影公司的壮阔历程。

《红色电影录音机》新书

不同于传统历史叙事，该书首次将视角聚焦于红色电影的“技术根基”——在录音设备被国外垄断的年代，司徒慧敏团队自主研发的“三友式”录音机，不仅打破了技术封锁，更让《桃李劫》《风云儿女》《自由神》《都市风光》等经典影片实现了“声画同步”的艺术突破，为《义勇军进行曲》的灌制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作品通过细腻笔触刻画了夏衍、聂耳、田汉等文艺先驱的群像，既还原了他们在白色恐怖下秘密创作的惊险细节，也展现了左翼电影人“以胶片为武器，以声音为号角”的救国情怀，完整呈现了红色电影从技术自立到文化自信、从艺术探索到思想启蒙的演进脉络。

上海电影节协会主席、导演郑大圣开场

新书分享会上，上海电影节协会主席、导演郑大圣开场并为大家介绍了此次新书分享活动的缘起。在纪念中国电影诞辰120周年之际，在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诞生105周年之时，选择在《义勇军进行曲》灌制地纪念馆这一与新书内容非常契合的历史纪念地，让中国电影人自主研发的、令中国电影发出更好声音的“红色电影录音机”回到历史珍藏，非常有意义。

郑大圣表示，读此书让他很受触动和启发。新书结合了电影史考据的认真态度，结合了作者作为电影导演的虚构写作，注入了作者个人的切身感受，采用了复合文体、复合叙事这种具有当代感的后现代文本写作方式，通过讲述“红色录音机”的研发过程，延伸出关于电影史、左翼运动、文化史以及上海城市肌理的不同角度的折射。这部书填补了左翼电影技术史的叙事空白，让我们看到了红色电影的‘硬核实力’——技术自立是文化自信的前提，这一点在今天依然具有深刻启示。像“三友式”录音机这样的电影设备、器材的改变，无疑会对电影题材、态度、价值取向、特别是电影语言带来的改变，这对于思考当下电影也很有启发性，希望本书能引导大家从新的角度看待这段似已耳熟能详，但仍有不少宝藏待发掘的历史。

徐汇区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伍彦心致辞

徐汇区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伍彦心在致辞中回顾了《义勇军进行曲》灌制地纪念馆这幢百年建筑如何一路走来，在空间上升级变化，成为现在能够真正全面向公众呈现的公共空间。她特别提到，《红色电影录音机》新书分享在这个空间举办，包含了三种有趣的“相遇”：一是声音技术的相遇，“百代小楼”是中国百年唱片工业，尤其是红色电影唱片录制、生产与传播的核心阵地。崔轶的这本新书又进一步深入历史细节，讲述当年参与《义勇军进行曲》首次录音的司徒慧敏先生成功研制“三友式”电影光学录音机，两种声音技术在百代小楼交汇，共同筑起了民族的“声音堡垒”。二是历史文脉的相遇，新书以学术的视角，敏锐地抓住了一根连接“声”与“影”的纽带。徐汇也以另一种方式，来打捞和诠释这份宝贵的“声”“影”历史记忆。三是红色精神的相遇，徐汇历史悠久，底蕴深厚，是上海红色文化的重要承载地。新书启示我们，红色文脉的保护传扬，在于坚守其魂，更在于创新其形，它为徐汇“红色文化+”在当代的创新性表达与创造性转化提供了坚实的学术基座、鲜活的内容元素与前瞻的理论视角。百代小楼作为《义勇军进行曲》的诞生地，与书中的红色电影史一脉相承，未来将依托“建筑可阅读”项目，让更多人通过这类作品读懂上海的红色文化基因。

新书捐赠环节，崔轶向徐汇区图书馆等单位捐赠新书

作为新书作者，导演崔轶围绕“技术与信仰的双重坚守”主题展开分享，揭秘了创作背后的史料挖掘过程。“为还原‘三友式’录音机的研发细节，我走访了多地档案馆，查阅了司徒慧敏先生的手稿与电通公司的原始档案，更在百代小楼实地溯源《义勇军进行曲》的灌制场景。希望通过这本书，让读者看到红色电影不仅有激昂的口号，更有扎实的技术支撑和炽热的理想主义。”崔轶告诉大家。

在新书捐赠环节中，崔轶向徐汇区图书馆、上海戏剧学院、尚世五岸等单位捐赠了新书，为红色文化的收藏与传播添砖加瓦。

李涛（左1）与李亦中、郑大里、陈介安三位“影二代”

新书发布会的交流环节气氛热烈。作为崔轶的博士生导师，上海戏剧学院教授李涛不仅为《红色电影录音机》作序，还受邀担任本场活动分享交流环节的主持人，与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李亦中、著名导演郑君里之子郑大里、著名演员陈述之子陈介安三位“影二代”以及上影导演朱枫、华师大教授沈嘉熠、同济大学副教授汤惟杰三位电影专家学者展开深度对话。

李涛（左1）与朱枫、汤惟杰、沈嘉熠三位电影专家学者

三位“影二代”讲述了过去在百代小楼发生过的有趣经历，以及他们的父辈在工作期间与红色电影产生的交集轶事，引发在场观众的强烈兴趣。李亦中教授盛赞了本书的跨媒介特色，作品既是历史纪实，也是电影剧本的雏形，为红色题材的影视改编提供了丰富可能。三位专家学者都对本书的学术价值给予肯定，朱枫导演认为，作者崔轶是一位学者型导演,有很强的理论自觉,至今已经拍摄了许多作品并出版了多本书籍。有些书都是他在艰苦环境中完成的成果。我们都知道拍戏非常辛苦，每天拍摄结束之后，他都会做札记和笔记，自觉积累资料。崔轶导演很重情，他是司徒兆敦（司徒慧敏之子）老师的学生，以此书表达对师长的纪念和尊敬。司徒慧敏等前辈共同发明了红色录音机，这在中国电影史上无疑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件，是一个伟大的里程碑。而如今电影正在发生深刻改变，也许“手工电影”已进入最后的灿烂时期，此时有这样的著作回顾我们走过的道路，具有深刻的意义和价值。谈到书籍本身，他认为非常独特，将电影札记和剧本整合在一起，有如电影“蒙太奇”，传达的感觉和意义立体而非平面，是一个非常棒的设计。

汤惟杰和沈嘉熠也结合各自的研究领域和研学经历分享了对新书的理解和认可，期待作品能够早日视觉化或者电影化。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作为一部跨媒介创新之作，《红色电影录音机》的艺术表达极具突破性。作者崔轶融合小说的叙事张力、电影剧本的场景质感、创作札记的纪实温度，将史料考证与文学想象有机结合，既保证了历史的真实性，又增强了阅读的沉浸感。这种“多文体交织”的创作方式，不仅是对红色题材表达边界的拓展，更是当下跨媒介融合趋势下，红色IP衍生开发的一次成功探索——让严肃的历史题材通过更具感染力的文学形式，走进年轻读者群体，实现红色文化的当代转译。

与会嘉宾合影

此次活动的举办地百代公司旧址，不仅是中国唱片业的发源地，更是红色音乐与电影的重要地标——90年前，《义勇军进行曲》在此灌制，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号角；如今，《红色电影录音机》在此首发，让红色电影的技术史与精神史在此交汇。活动现场，结合老照片设计的电子背景板与易拉宝，将1930年代的电影场景与当代分享会氛围融为一体，让嘉宾仿佛穿越时空，沉浸式感受红色电影的发展脉络。

位于徐家汇公园内的百代小楼

2025年恰逢中国电影120周年，2026年将迎来建党105周年与百代小楼建成105周年，多重历史节点的叠加，让《红色电影录音机》的发布更具时代意义。作为上海电影家协会“海上电影沙龙”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书的出版与分享会，既是对红色电影先驱的致敬，也是对上海“电影之城”历史底蕴的挖掘与传承。书中所彰显的“自主创新、坚守信仰、以文化人”的精神，不仅是左翼电影运动的宝贵财富，更为当下文艺创作提供了深刻启示——红色题材的生命力，在于真实的历史内核与创新的表达形式，唯有让历史活起来、让精神传下去，才能让红色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持久魅力。

此次新书分享会的成功举办，搭建了作者、读者、评者面对面交流的平台，让红色电影史通过书籍与活动实现双重传播。未来，随着《红色电影录音机》的广泛传播，相信将有更多人了解左翼电影背后的技术坚守与理想之光，让红色基因在文化传承中生生不息，为中国电影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不竭的精神动力。

内容简介：193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电影小组秘密筹建电通电影公司，拍摄《桃李劫》《风云儿女》等经典影片的历史已是大众耳熟能详的故事了。本书以司徒慧敏等人发明“三友式”电影录音机为视角，勾连起这段波澜壮阔的岁月往事。作者运用小说、电影剧本、电影创作札记等文学载体表现重大主题，既是当下跨媒介融合的创新表达实践，也是红色IP衍生的探索与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