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是新加坡电影《核》的开场，徐心宇说自己的房间里有只鬼。有一天，朋友秀秀带来DV，两人准备把它拍下来。当然，鬼并没有被拍到。它更像是一种无法言说之物的替身，压抑的成长环境、女孩间模糊的感情、对高压的家校教育的不满、对国族建构的怀疑等等，横亘在电影里。

《核》剧照

“你不要跟我乱说，我们家里没有这种东西”

DV画面：一个女孩，两只手臂僵直地贴在身侧，呼吸紧促，躺在自己床上。

切换至电影画面：另一个女孩举着DV，扫视房间各处。两分钟后，她说：“我什么也没看到。”“它平时就在这里。”床上的女孩回答，不敢睁开眼睛。

这是新加坡电影《核》的开场，徐心宇说自己的房间里有只鬼。有一天，朋友秀秀带来DV，两人准备把它拍下来。当然，鬼并没有被拍到。它更像是一种无法言说之物的替身，压抑的成长环境、女孩间模糊的感情、对高压的家校教育的不满、对国族建构的怀疑等等，横亘在电影里。

2025年9月底，《核》在平遥国际电影展上进行亚洲首映后颇受好评，“迷影选择荣誉”给它的授奖词中写道:“别样的青春成长故事与极具在地性的国族寓言和地方叙事相连接。导演从纯粹的女性视角出发，灵动细腻地捕捉到了角色间的私密情感关系，并将其放置于更广阔的社会语境之中，从而具有了一种复调式的情动力量。”由于相似的文化背景和教育理念，这部电影呈现的虽然是新加坡女孩的故事，但也能从中看出中国女孩的影子。

12月初，《核》在几个国家放映，并且回到新加坡本土。负责电影审查的信息通信媒体发展管理局将其定级为最严格的R21（限制级，仅限21岁及以上成年人观看），开票一个小时后，所有票一售而空。

“很多东西都浮起来了。”12月下旬，导演陈思攸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说，放映结束后，因为痛苦而被选择性遗忘的学生时代记忆被观众重新拿出来讨论，“很多年轻人有跟我说，这个电影给他们一种很anarchy（秩序瓦解，无政府状态）的感觉。”这是她的第一部长片，也是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电影，包括影片中的那只“鬼”。

陈思攸在13岁的时候第一次碰到“鬼”。那时候她刚搬进新家的小卧室，凌晨3点钟，房间里忽然很冷，收音机的声音一阵大一阵小，于是她赶快关掉聊天的电脑躲进被窝。她感觉边上有个“人”，过了一会儿，它压到了自己身上。

在新加坡，谈论鬼魂并不是荒诞不经的事。虽然晚上吓得要死，第二天，陈思攸还是尽可能保持冷静地跟妈妈说，妈妈，我房间里有一个“鬼”。但她那务实、一心渴望着好生活的妈妈立刻说，你不要跟我乱说，我们家里没有这种东西。

“就好像一巴掌打我的脸，叫我闭嘴。然后我就，OK，这不可以跟别人讲。怕的时候也把它压下去，变成我生命中的一个秘密。”真切而隐秘，消散又聚合，从13岁到16岁之间，陈思攸一直与房间里的“鬼”住在一起。有时候她问，你是谁？但没有回答，也就没那么好玩。“它有时候来，有时候不来，很多年跟它住在一起，我感到它不想害我。它可能也是一个很孤独的‘鬼’，是我占了它的位，打扰了它。我就有一个 roommate（室友） 这样。”

很多年后，她把这个秘密从现实中攫取出来，放进了电影创作中，试图讨论的是——这个“鬼”是从哪里来的？

导演陈思攸 图/受访者提供

“哪里可以跟六七岁的人讲没有未来”

2008年之前，新加坡的小学生要在四年级末经历一次分流考试，根据成绩被分为三个层次：EM1、EM2、EM3。大约有10%的学生进入EM1，学习四门主课：英语、数学、母语和科学，并且可以选修高级母语；大部分学生分入EM2，不修高级母语；成绩差的学生则进入EM3，不学科学。政府称，这是把不同学习能力的学生分类，便于因材施教。

事实的另一面是，如同新加坡导演梁智强的讽刺喜剧《小孩不笨》里讲的，EM3的学生会遭到师生歧视，甚至萌生自杀念头。

陈思攸是经历过分流制度的学生。与《小孩不笨》里的EM3学生相反，她被分在EM1，是聪明的学生，好孩子。但她每天也很害怕，怕被骂，“骂你的裙子，骂你为什么流这么多汗，为什么跑来跑去，讲话那么大声，什么都骂。”如果考试考得不好，以后就进不了大学，去扫地，捡垃圾，“no future”（没有未来了）。

“哇，七岁诶，哪里可以跟六七岁的人讲没有未来，未来甚至还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你都不知道你的未来是怎么样的（就没有了）。”

分流制度下，聪明学生被鼓励读理工科，长大后当医生、律师、工程师，“笨的人才会去学艺术。”但在选中学的时候，陈思攸决定遵从自己的意志，去一所更偏重艺术的华文女校。

在那所管教严格的华校中，陈思攸开始变得封闭。生存策略之一是想象自己是一只变形虫，可以自给自足，还可以不断裂变，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生存策略之二是叛逆、生气，“我觉得不对就会说，一说就被骂，就好像撞墙，然后去罚站。”

她非常喜欢文学课，同时对另一些怎么也提不起兴趣，比如科学，“整天睡觉”，比如“社会学”，其实教的是新加坡官方历史。

再比如每个学生都必须修的“好公民”课，告诉学生，新加坡是一个脆弱的小国，因此每个人都要团结起来，贡献力量，“为国家多生几个孩子吧”；新加坡是一个多语言、多种族的国家，要和谐相处不可以打架；新加坡的社会稳定根植于家庭稳定，以儒家思想为行为准则，“你要听话，你要乖。”《核》的主演郑恺心跟陈思攸讲过一件事，她在中学时的成绩足够申请奖学金，但因为她喜欢问很多老师们不喜欢的问题，最后被排除在外。

中学二年级的一次考试之后，陈思攸被踢到了“烂班”，不会再有任何奖学金，不会有老师督促，“每个人都觉得我们很失败，然后就是，放弃吧。”

《核》剧照

“我们的命好像不是我们选的”

“烂班里面真的是超好玩，其实我们烂班里面很团结。”陈思攸看起来高、瘦，格外健康。她所说的“烂班”其实是一个体育生居多的新班级，她喜欢跑步，个子在高中时蹿高，不用再因为瘦小而隐藏自己。

更值得高兴的是，陈思攸认识了三个脾性相近的朋友，见到她们的时候好像一见钟情。她不再是变形虫了。她们到图书馆睡觉，闯进体育馆玩蹦床、踢球、跑步，爬到学校的钟楼里面睡觉，逃学，吃东西，没完没了地瞎聊。“没有做什么坏事”，最坏的事就是顶撞老师，“你看这个大便在跟我讲话，现在想起来是很没有礼貌啦。”

跟很多青春期的少年少女一样，她们的四人小团体会变成一个“家庭”，但这个家庭里都是阿公、爸爸、儿子，“虽然我们在女校，但整天跟另外一些朋友说brother、brother，我们没有说sister、sister。”她也不知道为什么，“女生就被管得很严，头发要这样，裙子要这样，很多东西不好玩了，可能我们觉得做男生比较自由。”

女孩之间也会互相迷恋。在《核》中有这样一个片段：拍鬼不成，徐心宇和秀秀就拿着DV在房间里玩耍起来，贴满水晶钻贴纸的DV继续摇晃运转，狭小的房间里暑气膨胀，亲密、暧昧，直到母亲突然进来打断了她们。

《核》剧照

穿什么吃什么说什么，喜欢谁模仿谁顶撞谁，这都是探索“我是谁”的具体步骤，在《核》中，徐心宇和她的三个朋友整日游走在走廊、荒地、街头。在一个洞穴里学着桃园三结义，发誓要为对方而死，向曾经是黑帮成员的Phoon叔叔请教怎么样做黑帮——走路的姿势、讲话的语气，以及“要珍惜”“要惜福”。

陈思攸对黑帮感兴趣，并不是因为暴力，而是因为其中的忠义仁勇。但当她真的要去搜索、考察新加坡的黑帮历史时，发现并没有多少资料，“已经被埋住了。”

电影里，少女黑帮最后被家长们发现，在校长办公室里挨一顿臭骂，各自领罚回家。

现实中陈思攸免遭这样的处罚，是因为有一天她想明白，如果要离开这样的环境，要离开新加坡，她必须凭成绩考出去。“我没有礼貌，他们应该把我踢出去，但我成绩好，他们又踢不出去。这个也是系统问题。”

她不想丢失的是友谊。在妈妈拒绝相信她的房间里有鬼之后，陈思攸就不喜欢待在家里了，她总是和朋友们待在一起。因为她们会拿来佛牌、十字架，护佑她免受鬼魂困扰。她一直觉得友谊中包含了很多真实的东西，正是这些真实的东西带领她穿过了恐惧、虚假和被控制的时刻。

中学考试结束，拿到成绩的那一天，陈思攸想到那是她们最后一次待在一起，穿一样的校服，在同一所学校里。在必将到来的分散之前，她感到很难过，“我们的命好像不是我们选的。”

亚洲女孩

每年或者每两年，陈思攸会从纽约回一趟新加坡。

2008年，她考去了美国卫斯理大学。离开新加坡之后看新加坡，她的情感变得复杂。学生时代觉得滑稽的宣教，如今看来是有一定道理的，“新加坡也想在这个大大的世界里生存。中国是很大，有自己的水、自己的山，什么都有，新加坡什么都没有。”她讲，“我觉得很多新加坡人都觉得 helpless，没有办法，那就（过得）舒服。父母也是跟我们说，他们以前很辛苦，你们现在舒服就好。”

到了纽约，她终于得到了一直想要的自由，但太自由同样让人找不到自己。而且，在美国她也没有再找到过中学时期那样的亲密友谊了。

大学毕业后的第一年，为了保住签证，陈思攸必须留在美国不离开。那一年她的外婆去世。妈妈说，签证那么难拿，机票那么贵，你就不要回来了。陈思攸于是一个人待在美国，“就在等，什么都不能做，感到生命暂停了。不知道（移民局）那个人会说可以还是不可以，我站在中间，不能向前不能向后，好像limbo（一种被悬置、无法前进也无法退回的状态）。”

陈思攸对这样的处境也开始感到困惑。她的第一部短片《归》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阿嬷去世后，小女孩Michelle一家因为护照的手续问题不能及时从美国回新加坡参加葬礼，但Michelle仍然能听到、感受到阿嬷，她甚至把家中饲养的海龟视作阿嬷的化身，呼唤它。如此等待多日，她终于在吃饭的时候问父母：“为什么我们还在美国？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回去？”

《归》剧照

直到现在，她还会想这些问题：“我到底是什么人？新加坡人还是美国人？我真的要这个吗？我为什么要在这里？”

她开始回溯自己的过往经验，想知道究竟是什么塑造了自己，或者说，一个成长在过于注重成绩、被系统控制的环境里的人，还可以改变吗？接着，她又拍了第二部短片《血色草莓起司蛋糕》。

10分钟左右的《血色草莓起司蛋糕》可以视作《核》的试炼版。三个女校学生因为抽电子烟被教导主任训诫，为了吓唬教导主任，她们策划了一出恶作剧——一个被教导主任的车“撞死”，另一个在跟教导主任争执时从天台坠落“摔死”。压抑的校园、严苛的老师和不想被约束的女校学生，后来一直延续到她的长片中。

两部短片之前，陈思攸一直没有什么自信，“我没有那种信心说，我要讲的话有人要听。”

“我们对十几岁的亚洲女孩的印象，一般都是顺从的。谁会花时间听她们说话？我想社会上大部分人都不会。”她在接受《单读》采访时这样说。但短片陆续入围国际影展，似乎让她意识到，变化发生在这样的时刻：女性坐上导演席，获得了回到自身真实感受与价值判断的勇气与空间，并在这一过程中，悄然改写了长期以来的叙事方式。

《血色草莓起司蛋糕》海报

2019年，陈思攸开始写《核》的剧本。那时候她回新加坡，还是常常去找朋友们。留在国内的朋友生活日渐稳定，赚钱，生孩子，赚钱，再生孩子。早几年她们会跟陈思攸说，你为什么这么苦？你到底在做什么？这几年慢慢产生变化，“她们跟我说很佩服我，真的去追我要做的东西。”陈思攸察觉到她们心里有一种迷失，除非用极其忙碌的生活把自己填满，满到没有时间去迷茫。

六年后，《核》放映那天，她见到了她最好的朋友、很多年没见的同学，二十来个人，通过各种方式抢票、换票，闹哄哄挤在前几排，笑得很大声。

影片的末尾，四个女孩在毕业考试中要根据一张鱼尾狮图做简答题，描述自己看到的内容。她们给出了不同的答案，有的说这是新加坡的建国故事和图腾，也有的说，这是假的。她们的人生在此产生分野、分离。

“我没有想说谁的答案是最好的，或者谁的答案不对、不正确。我要这四个女孩子做出她们的决定，即使这个决定会使她们分散，分散也是一种成长的过程。”陈思攸说，“但最重要的是，当我们长大成人，要睁大眼睛，去看生活里有什么样比较大的东西在控制我们，要self awareness（有自觉意识），要靠自己打破鱼缸，对道路负责任。”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孟依依

责编 杨静茹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