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05年《定军山》的光影初现，不仅开启了中国电影的征程，更奏响了光影与旋律共生的序章。一百二十载岁月流转，电影音乐早已超越配乐功能，成为记录时代变迁、承载民族情感的文化印记。
编者按：1905年《定军山》的光影初现，不仅开启了中国电影的征程，更奏响了光影与旋律共生的序章。一百二十载岁月流转，电影音乐早已超越配乐功能，成为记录时代变迁、承载民族情感的文化印记。
值此中国电影120周年之际，《音乐周报》推出《声影长河——中国电影音乐120周年》特刊，多维梳理中国电影音乐发展脉络：通过深度访谈老中青三代代表性电影作曲家，独家揭秘聂耳、雷振邦等先辈的激昂创作，解读赵季平、叶小钢、谭盾等当代大家的民族叙事内核，探寻新时代创作者多元探索背后的灵感与匠心；同时聚焦中国广播电影交响乐团、长影乐团等国家级团体的历史传承，挖掘其参与经典配乐录制的珍贵历程。
我们回望经典、致敬时代，让那些镌刻在集体记忆中的旋律，继续传递文化自信与奋进力量，带领我们共赴下一段声影之约。
光影与旋律的共生
——中国电影音乐120年发展巡礼
文 | 刘洋
1905年12月28日，北京丰泰照相馆拍摄的《定军山》上映，自此揭开了中国电影发展的序幕，也开启了光影与旋律相互成就的百余年历程。电影音乐作为电影艺术的有机组成，既承担渲染气氛、强化叙事的功能，更成为记录时代变迁、承载民族情感的重要载体。从默片现场伴奏到数字多维音效，从素材拼贴到专业原创，中国电影音乐在技术革新、艺术探索与时代需求的三重维度中不断演进，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发展脉络与艺术体系，也揭示了光影旋律中的文化基因与时代精神。
120年发展，是一部中国电影音乐人的坚守与革新史。从聂耳、冼星海以旋律唤醒民众，到赵季平、谭盾用民族符号对话世界，再到新时代创作者在技术浪潮中探索多元表达，一代代音乐人以赤诚之心，在光影中书写家国情怀、人性温度与文化自信。那些经典旋律早已超越电影本身，成为中国人集体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民族的苦难与奋进、热爱与向往。
萌芽初创期（1905-1949）：
默片伴奏到有声革命
1905年至1930年的默片时代，中国电影音乐以“现场配乐”为核心模式，通过影院乐师现场演奏填补叙事空白、掩盖放映机噪音，引导观众情绪共鸣。
中国首部电影《定军山》作为戏曲纪录片，配乐延续京剧锣鼓经与唱腔旋律，“影戏同源”成为早期电影音乐的重要起点。随着中外影片流通增多，配乐形成固定范式：乐师根据剧情即兴拼接西方古典音乐、民间小调与戏曲片段，虽缺乏原创性，却培养了观众对“光影——旋律”对应关系的审美认知。
《定军山》剧照
上世纪20年代后，上海成为电影产业核心，专业化配乐探索崭露头角。明星影片公司《空谷兰》首次采用“主题配乐”思路，围绕核心主题创作主旋律，再搭配现成素材，标志着从“随意拼贴”向“有意设计”的关键转变。这一时期的探索兼具西洋影响与民族化萌芽：《渔叉怪侠》中洞箫独奏搭配古体诗字幕，以民族乐器传递未尽情感；《故都春梦》穿插京剧《霸王别姬》舞剑片段时播放《夜深沉》唱片，开启戏曲元素与电影配乐融合的实践。配乐群体以戏曲艺人、民间乐师与少量留洋音乐人为核心，其在音画配合、本土元素运用上积累的经验，为有声电影音乐奠定了基础。
《故都春梦》剧照
1931年，《歌女红牡丹》成为中国首部有声电影，虽仅实现部分对白与歌唱的有声记录，却推动电影音乐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从“现场伴随”的辅助形态，转变为“胶片记录”的本体组成，正式融入电影艺术体系。这一时期采用“片上发音”的光学录音技术，实现了声画同步，但其“一次性录制”的要求，对演奏与演唱的精准度提出极高挑战。
《歌女红牡丹》剧照
1932年《野玫瑰》首次实现全片有声配乐，黎锦晖创作的《春天里》融合民族调式与西洋编曲，成为广泛流传的电影歌曲。
上世纪30年代中期，聂耳、冼星海、贺绿汀等左翼作曲家形成核心创作群体，将音乐与抗日救亡紧密结合：《桃李劫》的《毕业歌》奠定了主题歌创作的雏形，成为救亡运动的精神旗帜；《风云儿女》的《义勇军进行曲》超越电影叙事本身，成为中华民族抗争精神的象征；《马路天使》的原创配乐实现声画完全同步，标志着中国电影器乐配乐的正式成熟。
《马路天使》剧照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电影产业分化为国统区、沦陷区和解放区三大区域，电影音乐也随之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格局。技术层面，光学录音技术虽无根本性突破，但音乐家通过创作技巧优化与录制方法创新，最大化发挥现有设备的潜力。
上海沦陷区电影音乐以商业娱乐性为核心，形成陈歌辛主导的“爵士融合”风格——将西方爵士技法与民族调式结合，如《玫瑰玫瑰我爱你》《夜上海》等，运用切分节奏与铜管滑奏，配合周璇、白光等歌手的细腻演唱，生动刻画出老上海的都市风情；《长相思》的《花样的年华》以弦乐铺底搭配钢琴旋律，兼具民族韵味与现代动感。
《长相思》剧照
国统区与解放区延续左翼创作传统，聚焦时代主题与民族精神：《塞上风云》大量运用蒙古族民歌素材，展现边疆风情与民族团结抗战主题；《白毛女》将河北民歌《小白菜》改编为核心旋律，开创“民歌改编”创作模式，以质朴的音乐语言控诉剥削、歌颂反抗。这一时期的电影音乐不仅艺术表现日趋成熟，更从叙事辅助元素，转变为凝聚民族情感、唤醒民众意识的重要媒介。
体制成型期（1949-1976）：
政治叙事与民族表达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电影音乐进入体制化发展的新阶段。
中央电影局成立后下设音乐处，统筹全国电影音乐工作，各电影制片厂组建专业乐团与创作组，形成从创作、演奏到录制的专业化体系，为质量提升与规范化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技术层面的重大突破是磁性录音技术的引入与普及，彻底取代了传统光学录音技术，支持随时录制、检查与重录，实现分段与分轨录音，使乐器音色、人声质感与音乐细节表达更为精准细腻，拓展了作曲家的创作空间。
这一时期电影音乐以“革命化、民族化、大众化”为核心创作原则，形成了独具时代特色的“英雄赞歌”主流风格。歌颂英雄人物、展现革命历史、弘扬社会主义建设精神成为核心主题：刘炽为《上甘岭》创作的主题曲《我的祖国》采用主声部与副歌、独唱与大合唱交替的结构形式，磁性录音技术完美呈现了郭兰英独唱的悠扬婉转与大合唱的恢弘壮阔，使歌曲迅速风靡全国，成为几代中国人心中不可磨灭的经典；《英雄儿女》的主题曲《英雄赞歌》以“风烟滚滚唱英雄”这一豪迈开篇，配合管弦乐的强烈渲染与铿锵有力的节奏，塑造了革命英雄的光辉形象，成为革命英雄主义的音乐象征。
民族化探索是17年时期电影音乐的重要艺术成就，作曲家们深入挖掘各地民间音乐资源，将民族乐器、民歌旋律与电影叙事相结合，形成了各具地域特色的音乐风格：《平原游击队》的“鬼子进村”音乐以板胡的尖锐音色与独特演奏技巧塑造反派形象，旋律紧凑、节奏急促，成为影视配乐中刻画反面角色的经典范例；《小兵张嘎》的配乐以民族乐器为主奏，巧妙融入河北民间音乐元素，旋律质朴明快、充满童趣，生动展现了少年英雄的机智勇敢；《冰山上的来客》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改编自塔吉克族民歌，旋律优美、情感真挚，既展现了少数民族的独特风情，又表达了纯洁的爱情与家国情怀。这一时期的器乐配乐也实现了体系化发展，主题音乐概念逐渐成熟，如《红色娘子军》通过核心主题旋律的多次变奏，贯穿全片并同步刻画人物成长历程，体现了完整的音乐整体设计思路与叙事意识。
“文革”时期，因电影创作受到严格的政治限制，“样板戏”成为主流影视形态，电影音乐进入特殊的停滞阶段，呈现出简单化、公式化与符号化特征。
这一时期的音乐创作严格遵循政治标准至上的原则，旋律设计片面强调“高、硬、快”，以所谓的“革命气势”为惟一追求，配器则主要以铜管乐器与打击乐为主，刻意追求强烈的听觉冲击。音乐素材的使用被高度固化与教条化：《解放区的天》《东方红》等歌曲成为歌颂领袖与革命历史的固定配乐；《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成为军队场景与革命队伍相关情节的必用素材；《国际歌》则被赋予特定的政治象征意义，仅在特定类型的影片结尾或重要场景中使用。这种符号化的创作模式消解了音乐的艺术个性与情感表达功能。
尽管整体创作停滞僵化，技术层面仍有微弱进展，磁性录音技术得到进一步完善与优化，多轨录音设备开始少量应用于创作实践。部分作曲家在有限空间内坚持艺术探索，努力在政治要求与艺术表达之间寻求平衡：傅庚辰为《闪闪的红星》创作的《红星照我去战斗》尝试将民族旋律与革命主题有机结合，旋律优美流畅、情感真挚自然，在当时的语境下保留了一定的艺术活力与感染力；《地道战》《地雷战》等影片的配乐则在服务革命叙事的同时，巧妙融入民间音乐元素，形成了相对鲜明的风格特征。
多元探索期（1977-2000）：
艺术觉醒与风格突破
“文革”结束后，中国电影音乐进入全面复苏与转型阶段，艺术创作逐渐摆脱政治桎梏，回归审美本质与人文关怀。1982年，首批正规音乐院校毕业生进入影视创作领域，为行业带来了系统专业知识与现代创作理念，推动了器乐配乐比重的显著提升与创作水平的整体提高。
这一时期电影音乐以“情感回归”为核心特征，创作重心从政治叙事转向人文关怀，形成了抒情性与民族性并重的艺术风格。王酩为《小花》创作的插曲《绒花》成为这一时期的标志性作品，作曲家将中国五声调式与七声清乐、雅乐调式有机融合，李谷一则以西洋歌剧与中国戏曲相结合的轻声和气声唱法进行演绎，完美诠释了青春、奉献与英雄主义的主题；王立平为《少林寺》创作的配乐大胆融合河南豫剧元素与武术节奏，成为武侠电影音乐的经典范本。
《小花》剧照
器乐配乐的艺术探索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突破方向：《城南旧事》的配乐以《送别》为核心素材，通过小提琴独奏与管弦乐交织呼应，营造出深沉悠远的怀旧氛围，实现了音乐与影片诗意美学的高度统一；《天云山传奇》的配乐以细腻情感表达与丰富配器，深刻展现人物内心与时代变迁，深化了电影音乐的抒情功能。此外，这一时期多轨录音技术的广泛应用，也极大提升了音乐的层次感与细节表现，为复杂的器乐创作与细腻的情感表达提供了技术支撑。
《城南旧事》剧照
1985年后，以陈凯歌、张艺谋为代表的第五代导演崛起，他们以独特的艺术视野与创新的叙事手法，重塑了中国电影的美学形态，推动了电影音乐进入艺术革新的高峰时期。这一时期电影音乐打破了传统的旋律化模式，形成“民族符号+现代表达”的独特风格。作曲家赵季平成为这一风格的核心代表，被张艺谋评价为“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电影音乐的里程碑”。
赵季平的创作实现了民族音乐与电影叙事的深度融合与有机统一：《黄土地》的配乐首次将陕北民歌的苍凉意境与现代作曲技法相结合，以板胡的独特音色与合唱的厚重质感，生动展现了黄土高原的雄浑与深厚的人文底蕴；《红高粱》的配乐更是突破传统、大胆创新，成为中国电影音乐的经典之作；《大红灯笼高高挂》的配乐以京剧打击乐为核心元素，通过简洁有力的节奏塑造出压抑、封闭的环境氛围与人物命运；《霸王别姬》的音乐则巧妙融合昆曲元素与管弦乐，既展现了传统戏曲的独特魅力，又传递了人物复杂的情感世界，实现了传统戏曲与现代电影的完美对接。
这一时期的音乐创作呈现出多元化探索态势：电子音乐开始正式介入电影配乐，如《黑炮事件》采用合成器音效营造出荒诞、神秘的氛围，契合影片黑色幽默的风格；西方现代作曲技法与民族素材的结合成为创作潮流，如郭文景为《孩子王》创作的配乐运用复调手法处理云南民歌，形成了独特的音乐质感与叙事效果；电影歌曲则呈现出明显的流行化趋势，《男儿当自强》将民间旋律与流行摇滚风格相结合，节奏激昂、充满力量，成为跨媒介传播的经典案例与大众文化符号。
《黄飞鸿》剧照
1995年后，随着中国电影市场化改革的正式启动，电影音乐呈现出艺术探索与商业需求并存的风格分化态势。一方面，艺术电影的配乐延续创新精神，向更深层次的情感表达与风格创新迈进；另一方面，商业类型片的音乐开始注重市场传播性与商业价值，电影歌曲的流行化与产业化特征日益凸显。
艺术电影方面，赵季平为《秦颂》创作的配乐以秦腔元素与交响音乐相结合，通过宏大的音乐结构与苍凉的旋律基调，展现历史的厚重感与人物的悲剧命运，成为历史题材影片配乐的典范；张千一为《红色恋人》创作的音乐融合西方现代技法与中国民族旋律，获第18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音乐奖；这一时期的独立电影配乐开始崭露头角，如贾樟柯《小武》采用地方戏曲与流行歌曲的拼贴式配乐，既增强了影片的现实感与地域特色，又传递了人物的内心与时代氛围。
商业类型片的音乐则呈现出强烈的市场化导向与风格化特征。武侠片配乐形成了相对固定的创作模式，如《笑傲江湖》的《沧海一声笑》以简单质朴的五声音阶创作，旋律豪迈洒脱、意境开阔，配合黄霑的雄浑演唱，成为流传甚广的武侠音乐符号；贺岁片《甲方乙方》的《相知相爱》采用流行民谣风格，旋律温暖亲切、歌词质朴真挚，迅速成为街头巷尾的热门歌曲，实现了电影音乐与大众文化的深度融合；警匪片多以电子音乐与管弦乐相结合的方式营造紧张悬疑氛围，爱情片则以抒情旋律与细腻配器传递浪漫情感。
录音技术方面，数字录音逐步取代模拟录音，提升了制作效率与音质质量，为电影音乐市场化传播与产业化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持。
产业繁荣期（2001-2025）：
技术融合与全球视野
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电影产业加速市场化、国际化进程，电影音乐进入产业化发展的初期阶段。创作群体日益多元化，专业音乐院校、流行音乐界、独立音乐圈的创作者纷纷涌入电影音乐领域，形成风格多样、理念多元的创作格局。
商业大片的配乐成为行业发展的标杆，呈现出“国际化制作+民族元素”的鲜明特征：谭盾为《英雄》创作的配乐融合古琴、鼓乐等民族乐器与交响乐团，通过不同色彩的音乐主题分别刻画片中角色的性格特征与命运轨迹，获得第22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音乐奖。
《英雄》剧照
黄英华为《功夫》创作的配乐将传统民乐与电子音乐、交响音乐巧妙结合，既保留了武侠电影的经典元素，又增添了喜剧色彩与现代感，与影片的荒诞幽默风格高度契合。
《功夫》剧照
王黎光为《集结号》创作的配乐以铜管乐器与弦乐为主导，通过深沉悲壮的旋律与恢弘壮阔的编曲，营造出战争的残酷与人性的光辉，其中《兄弟》插曲更是以真挚的情感打动了无数观众。
电影歌曲的产业化运作也日益成熟，《卧虎藏龙》的《月光爱人》、《十面埋伏》的《爱人》等作品通过唱片发行、电台播放、网络传播等多渠道推广，实现了艺术价值与商业价值的双赢。
《卧虎藏龙》剧照
艺术电影与中小成本电影的配乐则保持着个性化探索与创新精神。《李米的猜想》的电子氛围音乐，以独特的音效设计与情感表达，完美契合了影片的悬疑氛围与人物的内心挣扎；杜薇为《南京！南京！》创作的配乐以简洁克制的旋律、低沉压抑的氛围，深刻展现了战争的残酷与人性的复杂，通过音乐语言传递出对历史的反思与敬畏。技术层面，数字音频工作站（DAW）的普及使音乐制作实现全面数字化，虚拟乐器的广泛应用降低了创作成本与技术门槛，为中小成本影片的音乐创作提供了更多可能与便利。
2011年后，中国电影市场进入黄金发展期，票房规模持续高速增长，产业体系日益完善，带动电影音乐实现技术与产业双重突破。数字技术全面应用与版权保护体系的逐步完善，推动电影音乐从创作、制作到传播、运营的全链条升级与优化。
技术革新成为这一时期的核心驱动力。杜比全景声等沉浸式音效技术广泛应用，使电影音乐从“听觉陪伴”升级为“空间体验”。如《寻龙诀》通过多声道设计与精准的空间定位，营造出古墓探险的悬疑氛围与沉浸感；《妖猫传》利用沉浸式音效技术，呈现唐代宫廷音乐的恢弘气势与民间音乐的细腻情感。人工智能技术初步介入音乐创作，部分影片采用AI生成的环境音乐与辅助音效，辅助作曲家完成配乐工作，提高了创作效率；虚拟录音技术、远程协作制作等新模式也逐渐兴起，打破了地域限制，为跨地区、跨领域的创作合作提供了可能。音乐制作流程实现全数字化，从作曲、编曲到混音、母带处理均通过数字设备完成，极大提升了创作效率与作品质量。
这一时期的经典作品层出不穷：《大圣归来》的配乐融合民乐与交响音乐，以激昂的旋律与丰富的配器塑造了国产动画的音乐标杆；《我不是药神》的《只要平凡》以质朴的旋律、真挚的歌词传递人文关怀，成为现象级电影歌曲；《哪吒之魔童降世》的配乐将传统民乐元素与现代电子音乐、交响音乐相结合，旋律激昂热血、节奏明快有力，完美契合了影片“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核心主题。
2021年后，中国电影音乐进入全球化与本土化深度融合新阶段。在国产电影“走出去”战略推动下，电影音乐既坚守民族文化特色，又借鉴国际创作经验，形成具有全球视野与中国风格的创作格局。同时，网络视听行业的蓬勃发展推动电影音乐向多媒介、多场景延伸，形成了更多元的产业生态。
全球化创作成为主流趋势，越来越多的国际作曲家与制作团队参与国产电影配乐，实现了创作资源的跨国整合。如《长津湖》邀请国际顶尖音乐团队参与制作，将中国民族旋律与好莱坞交响配乐风格有机结合，营造出史诗般的战争氛围；《流浪地球2》的配乐由阿鲲创作，其融合电子音乐、交响元素与民族旋律的独特风格获得国际广泛认可，原声带在全球范围内发行，成为中国电影音乐“走出去”的成功案例。国内作曲家积极拓展国际市场，参与海外影视配乐，提升了中国电影音乐的国际影响力。
《流浪地球2》剧照
本土化探索呈现新的活力与深度，作曲家们不再满足于简单的民族音乐素材拼贴，而是深入挖掘地域文化与民族音乐的精神内核，通过现代创作手法进行创新性转化。《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的配乐融合商周时期音乐元素与现代作曲技法，构建了独特的上古听觉世界；《人生大事》的配乐融入湖北地方戏曲与民间音乐元素，以温暖细腻的旋律传递出市井生活烟火气息与人间真情。网络电影、短视频、网剧等新兴形态，推动电影音乐向碎片化、个性化、场景化发展。主题曲与插曲的传播周期虽有所缩短，但传播范围与影响力更为广泛，形成了“影乐联动”的传播新模式。
产业生态多元化发展特征显著：影视原声音乐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形成了以电影原声带为核心，涵盖数字专辑、现场演出、衍生品开发、版权授权等多元业态的完整产业链。影视原声音乐会成为热门演出形式，版权授权业务日益成熟，政府政策持续支持音乐产业发展，多部国产动画电影原声带在海外平台取得良好反响，部分专辑全球数字销售额达千万元以上，成为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载体。
从1905年《定军山》的戏曲锣鼓到2025年的沉浸式音效，中国电影音乐历经120年沧桑，完成了从萌芽到成熟、从依附到独立、从本土到全球的跨越式成长。技术革新是不竭动力，从光学录音到磁性录音，再到数字技术与AI赋能，每一次突破都为音乐创作开辟了新的表达空间；民族文化是根脉所在，从民间小调、戏曲乐基因，本土文化始终为创作提供丰沛滋养，让电影音乐拥有了独特的文化辨识度；时代需求是方向指引，从抗日救亡的激昂呐喊到社会主义建设的豪情赞颂，从人文觉醒的抒情表达再到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传播，电影音乐始终与时代同频共振，成为记录民族精神轨迹的听觉档案。
来源：音乐周报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