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用那句名言？电影版《局外人》大胆改编，赋予经典全新视角

摘要：文学评论家罗兰·巴特曾精准地指出，阿尔贝·加缪的《局外人》是用“透明的语言”书写的。作为史上第二年轻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缪在其处女作中实现了一种风格的彻底“零度化”，这令当时的读者面对这部看似空洞的小说及其与生命气息全然隔绝的主角时，感到一种难以名状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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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评论家罗兰·巴特曾精准地指出，阿尔贝·加缪的《局外人》是用“透明的语言”书写的。作为史上第二年轻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缪在其处女作中实现了一种风格的彻底“零度化”，这令当时的读者面对这部看似空洞的小说及其与生命气息全然隔绝的主角时，感到一种难以名状的困惑。

“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这句开篇白已成为二十世纪文学最具标志性的符号之一。说话者莫尔索是一个看似毫无情感起伏的男人，他拒绝遵从社会惯例去表演悲伤。面对周遭世界的荒诞，他活得毫无幻想、信仰与慰藉。这种生存状态使他在他人眼中自动沦为异类：当他意外卷入一桩难以理解的谋杀案并因此受审时，这种“局外人”的特质便成了社会必须对其进行严惩的罪证。

八十余年后，以《登堂入室》和《弗兰兹》等作品享誉影坛的法国导演弗朗索瓦·奥宗，以一种既激进又精妙的视角，对这部二十世纪文学经典进行了当代重构。与卢奇诺·维斯康蒂1967年忠实于原著的改编版本不同，奥宗并未单纯遵循文本，而是选择彻底颠覆原作的叙事策略。他将原著中“风格的缺失”转化为一种高度风格化的影像语言，画面时而呈现出近乎摄影作品的质感，而荒诞感恰恰源于这种唯美的影像与主人公存在主义空虚之间的强烈反差。

“我和所有法国青少年一样，在高中时期读了《局外人》，”奥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像对待所有必读书目那样，当时我并未过多关注，但莫尔索这个角色彻底俘获了我。”这位电影人透露，几年前他偶然重读加缪的著作，被这个看似简单的故事中蕴藏的深刻思想震撼得“目瞪口呆”。他当时就确信必须改编这部作品——虽然故事背景设定在1942年，但必须用2025年的当代视角来重新审视。

对奥宗而言，《局外人》是一部“极其复杂的作品，它提出诸多问题却鲜少给出答案”。正是这种开放性促使他将加缪的文本与当今世界联系起来。“莫尔索是一个疏离的角色，他因洞察到世界的荒诞而选择远离尘嚣，我认为这与当下有着巨大的共鸣——无论是美国政坛的动荡，还是加沙、乌克兰等地的残酷战争，荒诞性依旧如影随形。”

面对这样的处境，奥宗指出诱惑恰恰在于小说主角所秉持的“虚无主义”——至少在最后一场戏之前是如此。在小说和电影的结尾处，莫尔索与牧师发生争执，最终爆发并反抗了“所有现存的意识形态”。在奥宗和加缪看来，正是这个关键时刻，“莫尔索第一次真正诞生于这个世界”。

新版《局外人》与原著最大的不同在于开篇的处理。奥宗解释道：“我重读了小说，另一个让我震惊的地方是书中‘阿拉伯人’这一角色的完全隐形化。”值得注意的是，加缪这部经典作品的背景设定在当时作为法国殖民地的阿尔及利亚首府阿尔及尔，加缪本人也在此度过了半生时光。在那个时代，“让阿拉伯人隐形”的文学处理与今日的语境截然不同，因此导演做出的首要决定就是弃用原著那句著名的开篇。

弗朗索瓦·奥宗的版本没有采用莫尔索告知母亲去世的独白，而是从主角入狱时的场景切入：他被关进一个关押着“约50名阿拉伯人”的牢房，有人问他：“你为什么在这里？”面对这个问题，他面无表情地回答：“我杀了一个阿拉伯人”。导演表示：“当这句话说出口的瞬间，你看到的便是一部截然不同的电影。” 通过这一改动，殖民地混血社会呈现的多元风貌、文化交融与种族紧张关系，在这部经典作品的重新诠释中获得了全新的审视视角。

除叙事结构的调整外，奥宗还通过摄影手法重塑了经典。导演强调：“我无意解释莫尔索或其故事的任何细节，而是希望观众能直观感受所有事件，让我的电影成为纯粹的感官体验。”因此，“透明的语言”转化为了那些未被言说的留白，影片最终充盈着震耳欲聋的沉默：这种声音的缺席使《局外人》超越了剧情片，成为一场纯粹的影像体验，在每个画面中都跳动着原作者抛给现代人的所有哲学疑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