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我祖父旺盛、飞扬的生命体里，并存着两个夏衍：一个是激情澎湃、冲锋陷阵的战士；一个是才思泉涌、笔耕不辍的写作者。两者和谐共生，根深叶茂，又相得益彰。 ——沈芸

1947年秋，夏衍在新加坡。受访者供图

夏衍孙女沈芸。 张杰摄

“剧影双峰——夏衍的戏剧与电影”展览上展出的夏衍编剧的电影《林家铺子》《祝福》的海报和夏衍的部分剧作（从左至右）。 张杰摄

在我祖父旺盛、飞扬的生命体里，并存着两个夏衍：一个是激情澎湃、冲锋陷阵的战士；一个是才思泉涌、笔耕不辍的写作者。两者和谐共生，根深叶茂，又相得益彰。 ——沈芸

夏衍

（1900年10月-1995年2月）
出生于浙江杭州，中国现代戏剧与电影的重要奠基人、作家、社会活动家，创作视野广阔，在报告文学、话剧、电影剧本、散文及翻译等领域均有卓越建树。代表作有报告文学《包身工》、话剧《上海屋檐下》《法西斯细菌》等。其改编的电影剧本《祝福》《林家铺子》等，深度拓展了文学与影像的对话空间，影响深远。
20世纪30年代，一群怀揣理想的年轻人，以电影投身于社会进步的浪潮。作为非科班出身的“素人”，他们的学习方法质朴而刻苦：带着笔记本、秒表和手电筒走进电影院，逐个镜头拉片、记录、分析。在这群身影中，便有后来被誉为中国左翼电影开拓者之一的夏衍。
当时，在左翼社会思潮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团结领导电影界进步人士，协同摄制了《渔光曲》等一批宣扬反帝反封建的影片，反映大众疾苦、倡导社会公正、追求时代进步。以夏衍为代表的中国左翼电影人，不仅将反法西斯的阵地扩展到新兴的电影领域，同时拓展了电影这一表现形式的精神和艺术追求，使左翼电影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一座丰碑。
12月4日，“剧影双峰——夏衍的戏剧与电影”展览于中央戏剧学院昌平校区开幕。该展览通过文献、影像、实物与沉浸式舞台装置，全面呈现了夏衍在中国戏剧与电影史上的卓越贡献。作为本次展览的策展人，夏衍的孙女、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作家沈芸接受了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帧心——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系列人物报道”小组专访，回顾了爷爷带给自己的影响，以及夏衍如何从“素人”到左翼电影“开山人”的历程。

如果远离民众 电影的生命力会枯竭

记者：夏衍先生一直强调电影的民族化、大众化和启蒙性。
2025年是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当下重提夏衍与电影的关系，你认为有哪些方面尚未被充分认识？
沈芸：

站在中国电影120周年的今天回望，爷爷的许多电影思想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他参与推动并见证了中国电影的三大高峰时期——20世纪30年代、50年代和80年代。能完整见证并深度参与这三个阶段，且在每个时期都扮演关键角色，这本身就说明他的电影观念具有扎实的实践基础和前瞻性。爷爷并没有简单地去定义“电影是什么”，而是更注重尊重电影自身规律。与一些先预设框架的创作方式不同，他强调遵循艺术与时代的内在逻辑。过去我们常说，电影不应沦为工具，但今天我们也意识到，电影如果完全脱离现实、远离民众，其生命力同样会枯竭。爷爷经历过不同的电影生态与政策环境，因此他的思考是立体而辩证的，始终保持着清醒而开放的视野。

记者：你在书中提到，夏衍先生和当时的同道们学习电影是在电影院里，掐着秒表看场景转换。这个细节很感人。
沈芸：

对。他们看一个镜头或一段戏完后，用秒表算算几秒钟或几分钟，然后算算一共有多少尺长，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地研究，逐渐掌握了电影编剧技巧。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进入快速生长期，但当时的电影市场是美国好莱坞统领的天下，技巧上学习好莱坞是最快、最好的捷径。
爷爷会先根据剧情简介自己构思一遍，再对照电影看别人是怎么编的。在电影方面，他们那代人最初大多是“素人”，但正是通过这样的钻研，逐渐成为专家——这个过程在他身上体现得特别真切。

技术浪潮中电影叙事何以长存？

记者：如今技术正在深刻改变电影。以你对爷爷的了解和他的思想脉络来看，他会对技术持怎样的态度？
沈芸：

我想他肯定不会拒绝技术发展，但同时也不会放弃内容。当初电脑刚兴起时，一位从事计算机研究的朋友常来家做客，爷爷总会问他很多关于电脑的问题。他曾说过：“我这辈子很遗憾的是没学会电脑。”爷爷是理工科出身，对技术发展始终抱有开放的学习态度。

记者：影视发展至今，出现了短剧等多种形态。你如何看待电影和话剧的未来？
沈芸：

不同形式对应不同需求。现在的剧场艺术发展得很好，话剧并不逊色。我觉得“分众”是对的，不可能要求所有人都看同样的东西——有人喜欢短视频，也有人爱看长片，它们可以并行。

记者：作为电影研究者，你认为在人工智能等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电影的未来会怎样？
沈芸：

现在电影确实走到了一个节点。科技与产业发展带来诸多挑战。爷爷生前也经历过类似的冲击，比如电视的兴起。纵然时代发展很快，但我认为电影所创造的视听叙事模式并不会消失，它会散落在各种载体与形式中。

观察、深入生活始终是创作的重要来源

记者：夏衍先生的作品已成为经典，但经典有时意味着距离。你希望年轻读者在阅读夏衍的作品时，感受到哪些超越时代的内容？
沈芸

：时代背景确实不同了，但作品中留存的是关于人性的力量，比如知识分子的立场，以及他对女性角色的塑造。爷爷的剧作中，女性往往都是“大女主”，他刻意着重笔墨刻画了女性所代表的光明、积极的亮色。电影《祝福》中的祥林嫂、《林家铺子》中的林明秀、《革命家庭》中的陶珍、《憩园》中的万昭华和寒儿，以及《烈火中永生》中的江姐，都被他在原著的基础上向前推了一步，做了进取性的人物提升。
对女性角色（大女主）的偏爱和推崇，是夏衍剧作从话剧到电影的一贯倾向，由此可以追溯到1927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德国倍倍尔著、沈端先译的《妇人与社会》（后改为《妇女与社会主义》）。
这也与我的成长体验呼应：无论是家庭教育还是日常言谈中，我从未因为是女孩而感到被区别对待。他一直平等看待，甚至对女孩还多一份偏爱。这种平等与尊重的意识，或许是跨越时代、能与今天读者共鸣的精神内核。

记者：年轻创作者生活经历可能没那么丰富，他们该如何运用好自己的生活经历，写出更好的剧本？
沈芸：

观察生活非常重要。就像夏衍评价吴祖光时说的，他认为吴祖光一定能行，因为吴祖光哪怕在公共汽车上都能观察、听到那么多事情。你看《上海屋檐下》这部作品，不就是观察了石库门里许许多多的人家吗？那个剧本就像横截面一样，透过五六户家庭，呈现了整个社会的面貌。我们也许不处在他们那种风起云涌的大时代，但仍然可以从细微处着手，写出属于这个时代的故事。观察、深入生活，始终是创作的重要来源。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杰雷蕴含北京报道

来源：河鸣经典片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