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宗教暴乱刚过，曾经热闹的制片厂空无一人，机器被搬空，底片全没了，连放映员都跑了大半。

1947年8月，拉合尔的电影棚还在冒烟。

宗教暴乱刚过，曾经热闹的制片厂空无一人，机器被搬空，底片全没了，连放映员都跑了大半。

这座和孟买齐名的电影城，一夜之间成了“光影废墟”。

说起来，拉合尔的电影业早有隐患。

1946年的数据挺扎心，当地一年放144部电影，107部来自孟买，本土只产9部。

资本和话语权全在印度教徒手里，穆斯林从业者连边都摸不着。

这哪是电影制作中心，分明是印度电影的“分销点”。

加尔各答的老板在这设办事处，无非是把片子卖到旁遮普，本土创作者连话语权都没有。

分治的刀子一割，隐患全成了致命伤。

印度教徒和锡克教电影人全逃去印度，带走了设备和钱。

加尔各答的资本一撤，拉合尔电影业的血就断了。

影院只能放旧拷贝度日。

本来想靠印度电影撑着生意，但后来发现，观众早看腻了老片子，票房一天比一天差。

没人买票，影院就没钱进新片，恶性循环就这么开始了。

1947到1950年，巴基斯坦电影产量跌得没法看。

1950到1954年五年，才凑出30部片子，连影院需求的零头都不够。

当时的电影人回忆，想拍个短片都得借设备，胶卷都要省着用。

没人没设备，电影业总不能一直躺平。

巴基斯坦政府急了，开始想辙，电影人也没闲着。

在政府号召下，一批在印度的穆斯林电影人回来了，成了“救火队员”。

这些回流的影人可不简单，他们在孟买见过大制作，懂技术也懂创作。

和本土从业者一碰头，第一个念头就是：得建自己的制片厂，不能再看别人脸色。

1947年后没多久，“夏赫努尔电影制片厂”在废墟上建起来了。

这名字后来成了传奇，就是现在巴基斯坦“劳莱坞”的前身。

有了棚，电影人才算有了家。

搞不清当时有多难。

建厂房的砖都是从旧棚拆的，机器是托人从国外捎的，连演员都要从戏剧圈挖。

但就这么凑活，总算把电影业的架子重新支起来了。

转机出现在1949年。

纳齐尔导演的旁遮普语电影《婚礼》火了，在巴基斯坦和印度都卖得好。

这一下，电影人们腰杆硬了点原来本土片子能行。

光靠电影人自己拼还不够，政府的政策得跟上。

1954年，巴基斯坦出台了一系列规定，其中一条特狠：进一部印度电影，就得卖一部本土电影出去。

还有更实在的，影院放本土电影的时间不能少于八成五。

这招一下子把印度电影的空间压缩了，也逼着发行商开始推本土片子。

这政策虽有点硬，但救了急。

政策一落地，效果立竿见影。

1955年，本土电影就拍到了19部，比之前翻了近三倍，其中5部还赚了大钱。

发行商见有利可图，纷纷投钱建制片厂，设备也跟着更新了。

电影人也没浪费机会。

他们不再学印度电影的套路，转头拍乌尔都语、旁遮普语的片子，讲巴基斯坦人的生活和情感。

如此看来，民族化才是出路。

1956年是个大日子。

这年巴基斯坦电影票房创了分治后的新高，还拍出了第一部信德语电影。

卡拉奇的电影业也被带动起来，电影版图总算不再只靠拉合尔。

佳作也开始冒头。

《欲望》直接打破票房纪录，《醒来吧，天亮了》更牛，拿了莫斯科国际电影节的奖，这可是巴基斯坦电影第一次在国际上露脸。

就在这年，《叛逆》拍出来了。

这部片子后来被引进中国，成了50年代中国唯一公映的巴基斯坦电影。

它能火到中国，不是运气，是刚好踩中了两国的共鸣点。

当时中巴都在搞建设，都经历过民族独立的奋斗。

《叛逆》里的反抗精神和奋斗劲，中国观众一看就懂。

这种情感上的相通，比任何宣传都管用。

《叛逆》的成功，是巴基斯坦电影业复苏的最好证明。

它告诉世界，这个在废墟上重建的电影产业，不仅活下来了，还能产出有感染力的作品。

1957年回头看这十年，巴基斯坦电影人确实不容易。

从没人没设备到佳作频出，从靠别人到靠自己，他们用十年时间，为“劳莱坞”铺好了路。

电影这东西，从来都和国家命运绑在一起。

巴基斯坦电影的重生，靠的是政策托底，靠的是电影人的坚持，更靠的是对本土文化的自信。

《叛逆》连接的不只是两部电影机，更是两国的民心。

这或许就是电影的力量在废墟上点亮光影，也在国与国之间架起桥梁。

劳莱坞的黎明，就这么来了。

来源：言话古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