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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奇史怪谈

编辑：奇史怪谈

基辅自然历史博物馆里，防空警报的间隙，工作人员在衣帽间低声交谈。

一群孩子穿过墙上的乌克兰植被分布图，走进化石展厅，老师要在这里给他们上一堂古生物课。

这就是乌克兰导演谢尔盖・洛兹尼察2025年的新作《古生物课》，一部看似平静却后劲十足的纪录短片。

这部片子让很多人想起洛兹尼察2024年的纪录片《TheInvasion》，但两者又有所不同。

《TheInvasion》聚焦乌克兰平民在战时的生活秩序，而《古生物课》把目光拉得更远，触碰起更根源的话题。

能在战火纷飞的环境下拍出这样的作品，本身就很让人佩服，但这位导演的麻烦可不少。

2022年俄乌冲突全面爆发后，洛兹尼察的日子就没安生过，他先是写公开信，尖锐批评欧洲电影学院最初对战争的暧昧态度，还主动退出了学院。

接着又明确表示，反对以护照为标准，无差别抵制所有俄罗斯电影和文化工作者，这两句话直接把他推到了风口浪尖。

乌克兰电影学院很快做出反应，把他除名了。

给出的理由很直接，说他自称“世界主义者”，不够强调民族身份，在“文化战线”上态度不坚决，还提醒国际同行别再把他当乌克兰文化领域的代表。

这个处理方式在当时引发了不少讨论，国际电影界有支持他的，也有认同乌克兰电影学院做法的。

洛兹尼察没沉默，他专门写了封公开信回应。

他追溯了“世界主义者”的语源和思想史，从第欧根尼、芝诺到康德、伏尔泰，说这个词本来就意味着向世界开放、摆脱狭隘民族边界。

2025年11月，《古生物课》在北京国际短片联展亮相，洛兹尼察还受邀担任评委、举办大师课。

当时他正跟着自己的剧情长片《国家公诉人》巡展，身处阿拉瓦沙漠里，镜头前，他手里拿着捡来的矿物和化石，和人聊起了自己的创作理念。

他说手上的化石，像是大自然造出的第一批雕塑，里面原本的东西早就没了，被硅质完全取代，只留下纹理和原来的形状。

形状还在，质地却完全不同，他觉得化石、建筑、洞穴、图像这些东西，都在保存记忆。

就像人留在沙地上的脚印，很快会消失，但有人会凝视这些痕迹，试着找出像符号的形状，这和文字之间有直接联系。

“人们总是在寻找某种能把生命固定下来的东西，在世界留下痕迹。”洛兹尼察的这句话让我很有感触。

洛兹尼察的电影里，总能感受到强烈的文学性，他自己也不避讳，说有几位作家对他影响很深。

第一位是尼古拉・果戈里，他说自己写第一部剧情长片《我的喜悦》时，原本想写一段不成功的爱情，最后却变成了关于社会崩溃毁灭的故事。

里面的人物和情境，都带着果戈里作品里的特质，既悲剧又滑稽，还有种怪诞感。

第二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洛兹尼察说果戈里、莱蒙托夫和二十世纪的普拉托诺夫，是一条重要的线索。

普拉托诺夫在他眼里是二十世纪最有天才的作家之一，不仅小说写得好，还创造了独特的文学语言。

他还提到了瓦尔拉姆・沙拉莫夫，那位从古拉格幸存下来的作家。

沙拉莫夫的《科雷马故事集》在他看来是极高层级的文学作品，写的是最可怕的事情，却像一组关于恐怖的诗篇。

洛兹尼察觉得，比起索尔仁尼琴的百科全书式写作，沙拉莫夫的文字更有冲击力。

洛兹尼察的争议，核心其实是对“文化战争”的态度，他对这种现象一直很反感，觉得文化是用来建造、构筑的，是抵抗毁灭的，不该成为战争的工具。

他提到“文化战争”这个概念最早是俾斯麦提出的，十九世纪后半段，俾斯麦统一德国后，用这个概念对抗教会，达成自己的政治目的。

历史上类似的事情并不少见，一战前后，德国有人说再也不要莎士比亚，英国则回应说再也不要瓦格纳、巴赫、贝多芬，觉得他们要为战争负责。

茨威格在晚年著作里描述过这种情形，现在读来依然觉得荒唐。

洛兹尼察没想到，百年之后，这样的事情会再次发生，2022年战争爆发后，不少地方出现了抵制俄罗斯文化的浪潮，有些电影节甚至撤映了所有俄罗斯影片。

战争年代，人人都会被卷入，人人都看新闻，很容易产生仇恨，但文化不该成为仇恨的目标，它在任何国家都站在犯罪与破坏的对立面上。

他觉得文化本身有自我保护的能力，它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本来就在那儿，不需要开口寻求保护。

作为创作者，他能做的，就是表达自己的看法，提醒大家不要被仇恨裹挟，在当下的环境里，这样的坚持很难得。

文化从来不是战争的牺牲品，真正的文明力量，在于通过历史记忆唤醒共情，而不是制造对立与隔阂。

洛兹尼察的影像，就像他手中的化石，既封存着亿万年的痕迹，也镌刻着对当下的思考，值得每一个人静下心来细细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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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奇史怪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