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方志敏手稿送出死牢的故事，简直比电影还精彩，堪比“真人版《肖申克的救赎》”。整个过程险象环生，全靠他的人格魅力和机智周旋。

方志敏手稿送出死牢的故事，简直比电影还精彩，堪比“真人版《肖申克的救赎》”。整个过程险象环生，全靠他的人格魅力和机智周旋。

一、从“不写了”到“必须写”

1934年，红七军团和红十军团合并为北上抗日先遣队，方志敏担任总司令。1935年1月27日，方志敏不幸被捕入狱。

方志敏最初被关在南昌行营军法处看守所的“普通号”，方志敏想写点东西，和他同住一个牢房的红十军团第十九师师长王如痴劝他：“你写了也送不出去，万一落到敌人手里，反倒成了他们的材料。”方志敏觉得有理，就把已经写好的万余字文稿全部销毁，十几天没动笔。

二、转机：移监“优待号”

转机出现在1935年2月。敌人为了劝降方志敏，将他转移到条件较好的“优待号”。

负责劝降的，是一位特殊的狱友——胡逸民。

说起胡逸民蹲监狱，很有意思，他是老同盟会员，入狱之前，是国民党中央监狱长，这也不是他第一次进监狱，1927年就被关押过一次。这次是因与杨虎城有矛盾，天天叫骂杨虎城，老蒋为了稳住杨虎城，而把胡逸民暂时关押。

所有人都知道，他迟早会出去官复原职，因此他在狱中待遇极好，连姨太太向影心都能来牢房陪住。

向影心是谁呢？你可能没听过这名儿，但是他身边的男人你肯定都听过，他曾经有一个情夫叫做戴笠，他后来的老公就是毛人凤。

三、策反“劝降者”，送出第一封信

胡逸民本为说客而来，却被方志敏的正气和理想彻底折服，两人很快成了挚友。

方志敏试探着请胡逸民帮忙送信，胡一口答应。这就是后来的《给党中央的信》。

送信人有了，但信送给谁呢？因为方志敏也不知道上海地下党的通讯地址，而且就是知道地址，也不敢轻易暴露给陌生人，所以方志敏就想了一个万全之策，他决定写两封信，一个是鲁迅，还有一个是宋庆龄。当然方志敏不认识他俩，但是方志敏知道他俩呀，肯定有地下党的联系方式，就希望通过他们的手啊，把信送到中央去。

信是用米汤写的密信，看似白纸，用碘酒擦拭才能显字。两封信各做了暗记，给宋庆龄的信在右上、右下各点一个点；给鲁迅的则在右上点两个点，作为暗记。

最终，信通过向影心成功送到鲁迅手中。鲁迅用碘酒显出字迹，看到了方志敏给中央的信以及给他的亲笔信。

四、屡败屡战：多条渠道的冒险

第一次稿子成功越狱后，方志敏开始传递更重要的文稿，这次是长达六万余字的《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

这是方志敏最重要的一篇文章，里面包括了赣东北根据地的建设全过程。

但这时的向影心渺无音信，方志敏只得另换渠道，这时候，他盯上了国民党监狱里的一个文书，名字叫高家驹。

1. 策反文书高家骏：方志敏策反了看守所文书高家骏。高家驹让女友程全昭（化名李贞，是“立争”的意思）携《可爱的中国》等文稿前往上海。

程全昭是个老师，同时也是进步女青年，到上海后，为了安全起见，她住进德国人开的宝隆医院（现上海长征医院），按方志敏的指示寻找宋庆龄、鲁迅、邹韬奋和李公朴等四人。

方志敏对他有一个要求，就是必须要交给本人，见不到本人的就留下信和名片，到时候让他们本人去医院找你。

结果这程贤昭去了再没回来。

可爱的中国手稿

2. 高家骏亲送失败：程全昭杳无音信，方志敏文稿无着落，心里很难受，就只能拜托高家俊自己去送。

高家骏亲赴上海送稿后，方志敏就被处决了，处决之后才发现，这个人怎么监狱里还在写东西呢，马上就怀疑上了高家俊，所以高家俊刚到上海的时候，就被特务盯上了，导致他最后也没送出去，文稿失踪。

现在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旅馆着火了，导致文稿烧没了，还有一种说法，我觉得更靠谱一点，就是为了自保，只能把这些文稿都给烧了。

3. 最后的托付：1935年8月，方志敏就义前，他最后的希望，全都落在胡一鸣这儿了，他将剩余全部文稿及一封无抬头、无落款的“遗信”托付给胡逸民，信中写明托胡逸民将文稿交中央。

一年后，胡逸民出狱，亲自将文稿送至上海，辗转交给党组织。

五、方志敏不知道的“后续”

1. 《《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失而复得：1939年六月的一天，重庆《新华日报》的记者薛凯和刘雨欣在旧书市场闲逛时，偶然发现了一包手稿。打开一看，竟是方志敏在狱中所著的《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书摊老板要价五百银元，并说起这些书摊常定期到监狱收购信件、文章等物——这些在狱警眼中不值钱的东西，对犯人家属却意义非凡，往往能卖出高价。

两位记者顿时意识到这份手稿的珍贵与危急，急忙对老板说：“请稍等，这手稿我们一定要买，但得先去筹钱，您千万留给我们！”他们迅速赶回报社，向总经理汇报。总经理听后深感事关重大，立刻请示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主任叶剑英。叶剑英当即指示：不惜一切代价，务必收回。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终以三百七十块银元的高价，手稿被顺利购回。叶剑英仔细读完后，慨然提笔赋诗：

血染东南半壁红，

忍将奇绩作奇功。

文山去后南朝月，

又照秦淮一叶枫。

2. 程全昭的文稿如期送达：程全昭受高家俊委托，按指示去找四位可靠人士传递手稿，但一个也没找到本人，只得留下信件。当晚，一位妇人却主动找上门来——她正是后来担任全国政协常委、商业部副部长的胡子婴。当时胡子婴正巧去生活书店（邹韬奋书店）办事，店主不在，她看到了程全昭留下的信，意识到事情重大，便冒着生命危险前去接头。

见面后，程全昭问她：“您贵姓？”为安全起见，胡子婴不敢暴露真实姓氏，急中生智答道：“我姓宋。”（因母亲姓宋）程全昭一听姓宋，又见对方衣着体面、气度不凡，误以为她就是宋庆龄本人，当即欣喜地将手稿交了出去。

胡子婴拿到手稿后，立刻催促程全昭：“你很可能已被特务盯上，必须马上离开，否则就来不及了！”程全昭缺乏地下工作经验，听后十分害怕，第二天便匆忙动身。不料途中发现路费遗失，买不起回南昌的票了。

无奈之下，她决定先回杭州老家取钱，再折返复命。谁知回家向父母说明情况后，父亲大惊失色，严厉斥责道：“这是要坐牢杀头的事！”出于安全考虑，家人将她软禁在家，不许她再外出。程全昭因此无法返回南昌复命，而她与高家俊的恋情，也在这场意外变故后无奈地画上了句号。

3. 人格魅力半世情：1981年，在方志敏死了46年以后，胡逸民从香港回来，第一站没去自己的故乡，反而去了江西省的梅岭，去干嘛呢？他是专门去看方志敏。

那一年，胡逸民已经90了，但还是自己一步步登上157级台阶，站在方志敏的墓前，泣不成声，嘴里一直念叨着：“志敏，你的重托我完成了。”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方志敏是多有人格魅力，让身处其他阵营的人，这么多年都念念不忘。

六、方志敏为什么能在狱中写作？

敌人为何允许方志敏写作？这得益于他策反的第三个人——看守所长凌凤梧。

凌凤梧原本负责劝降，却在接触过程中被方志敏的人格与信念所打动，反而暗中给予他诸多照顾。他不仅多次向上级请求为方志敏更换较轻的脚镣，在未获批准后，还私下为其换成了两三公斤的，并自掏腰包为方志敏添置蚊帐、纸笔等物，尽可能为他创造书写的条件。

后来凌凤梧请假返乡，恰在此期间，方志敏被敌人枪决。等凌凤梧返回时，自己也因与方志敏关系过密而被撤职。

即便在如此严密的监视下，方志敏的写作仍须万分谨慎。为隐藏手稿，他仔细观察牢房，发现墙壁由砖砌成，便托付高家俊弄来小钢锯，悄悄将一块砖锯松，在墙上制造了一个隐蔽的墙洞。每写完一部分，他就将文稿塞入洞内，再用草纸仔细糊好——因那处墙壁原本就有破损并以草纸遮盖，狱警始终未曾察觉。

这一过程犹如现实版的“肖申克的救赎”，靠勇气与智慧在绝境中开辟出一条传递火种的缝隙。

方志敏在狱中留下的文稿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其中不仅详细记录了红军早期的军事策略、根据地建设情况，还揭露了国民党监狱的黑幕，为研究土地革命时期的政治、军事与社会状况提供了珍贵的一手史料。文稿中对农村社会矛盾、武装斗争与群众动员的深入思考，也为中国共产党探索“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提供了重要实践依据。

此外，《可爱的中国》洋溢着炽热的家国情怀，描绘了对未来中国的美好憧憬；《清贫》则真切诠释了“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在敌人的死牢之中，方志敏竟能先后感化三名看守人员为其传递文稿，其道德感召力与人格魅力可想而知。

最后，谨以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中的一段话作结：

“我想欲求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绝不是哀告、跪求、哭泣所能济事，而是唤起全国民众起来斗争，都手执武器，去与帝国主义进行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将他们打出中国去，这才是中国唯一的出路，也是我们救母亲的唯一方法。”

2009年9月，方志敏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来源：木子芬芳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