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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小夏
编辑┃叙言
搬去慕尼黑那年，我记忆里全是堆到膝盖的瓦砾。
主火车站周边像被啃过的面包，碎砖烂瓦到处都是，我和哥哥蒂尔在街上见人就打招呼，活像在乡下撒野的小子。
更糗的是，我俩还解开皮裤围兜在人行道边撒尿，母亲跟在后面，脸都红透了，假装不认识我们。
谁能想到，这样的废墟岁月，竟成了赫尔佐格一辈子的创作养分。
战后的慕尼黑，废墟成了我们这些孩子的乐园。
我们收集有色金属卖给废品站，偶尔还能捡到手枪和手榴弹，甚至在横梁上发现过吊死的人。
外界总说我们这些战争孤儿可怜，那真是想多了。
我们在瓦砾堆里跑跳打闹，早早学会了对自己负责，这种自由劲儿，怕是最有体会的只有我们自己。
母亲的日子可比我们苦多了，为了养活我们兄弟仨，她什么零工都做。
当过清洁工，和朋友在制片厂外卖过尼龙袜子，还长期给美国占领军军官当女佣。
军官夫人总刁难她，打扫卫生、洗衣服、做饭还得遛狗，有时候大餐过后，剩菜剩饭会倒进一个碗里，说“伊丽莎白，这是给你和狗的”。
如此看来，母亲真是我见过最勇敢的女人，她的坚韧，潜移默化影响了我们兄弟俩。
最让我印象深的是摩托车的事，我和蒂尔十几岁时买了辆摩托车，管它叫“大机器”，天天骑着到处疯跑，每周都要出点小事故。
蒂尔在电车轨道上滑倒钻进公交车底，我在乡下公路摔进田里，那时候还不用戴头盔。
母亲吓坏了，某天晚饭后抽完最后一支烟，跟我们说让卖掉摩托车，她也从此戒烟。
无奈之下，我们只好处理掉了“大机器”，现在想想，那真是母亲最温柔的“威胁”。
后来我们搬进了伊丽莎白街的寄宿公寓，房主克拉拉・里特是个有意思的人。
她年轻时在艺术家聚居区待过，头发染成亮橙色，跟后来的朋克似的，总说自己“用爱和黄油做饭”，结果我们吃了半天，发现全是人造黄油。
不过公寓里最传奇的，当属室友克劳斯・金斯基。
这人真是个“疯子”，他总把自己扮成饥饿的艺术家，强占别人的空阁楼，睡在枯树叶堆里，在公寓里从来不穿衣服，说穿衣服是文明的束缚。
邮递员敲门，他就光着身子从树叶堆里钻出来，沙沙作响。
吃饭的时候更夸张，他趴在盘子上用手抓着吃，还吼道“狼吞虎咽可真是种兽行”。
有次发现克拉拉用人造黄油做饭，他直接砸碎了厨房里的餐具，把生铁锅从窗户扔了出去。
最离谱的是，因为衬衫领子没熨好，他居然把浴室门从合叶上拽下来，在餐厅里大喊“克拉拉，你这头母猪”。
我那时候才十三岁，一点都不怕他，只觉得这人的疯狂里，藏着某种说不出的张力。
我和哥哥蒂尔在慕尼黑的马克西米利安人文文理中学上学，这学校可不一般，出了普朗克、海森堡这样的物理学家。
但我俩显然跟这所名校格格不入，我讨厌学校，甚至想过半夜放火把教学楼烧了，蒂尔比我更不适应，拉丁语挂科留级，最后干脆退学去木材公司当学徒。
谁也没想到，这个中学都没毕业的人，后来成了家里的顶梁柱。
蒂尔在木材公司进步神速，二十一岁就当上采购经理，开上了公务奔驰。
后来他创办了贸易公司，和南斯拉夫集团合作，在中国建家具厂，做汽车贸易半年就赚了八十万马克的利息。
五十一岁那年，他觉得累得要得经理病，干脆卖掉股份退休，在西班牙建了豪华庄园，日子过得比谁都惬意。
我呢，继续在叛逆的路上狂奔。
中学时两次延长假期逃学，一次住花园棚子撬空别墅，一次去英国曼彻斯特，和尼日利亚、孟加拉移民合租在工人区的破房子里，后院全是垃圾堆，壁炉里还抓过一群老鼠。
母亲总是护着我，给学校写假条说我得了肺炎。
现在想想，那时候的叛逆，其实是在找自己的路。
在新教班，我认识了两个对我影响极大的朋友。
一个是罗尔夫・波勒，他足球踢得超凶，当后卫时谁都过不了他。
后来他学了法律，变得越来越激进，加入了红军旅，因为非法持枪被捕。
我去监狱看他时，带了个我们小时候玩的弹力球，结果被警察没收了。
那时候他已经被单独监禁一年多，见面时手铐脚镣都没摘，说话声音大得吓人，满是政治口号，完全没法正常交流。
另一个是沃尔夫冈，这人真是个天才。
十六岁就能主导德语课，不认同教科书的标准答案，即兴演讲能讲得全班都听入迷，下课铃响了都没察觉。
他家里藏书超多，我就是在他那儿，无意间发现了《阿基尔，上帝的愤怒》的灵感来源。
那是一本给小孩看的探险书，里面短短十几行，提到了征服者阿基尔寻找黄金之国的故事，这就成了我后来拍电影的核心素材。
赫尔佐格说他的电影都是走出来的，其实他的人生也是“走”出来的。
战后的废墟、疯狂的室友、坚韧的母亲、逆袭的哥哥、天赋异禀的挚友，这些看似零散的经历，慢慢拼凑出他的成长轨迹。
他在回忆录里说“改变事实是为了接近真实”，或许正是这些真实的人生碎片，让他读懂了世界的本质，也让他的电影有了打动人心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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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澜史志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