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声明：本文内容均是根据权威材料，结合个人观点撰写的原创内容，辛苦各位看官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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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的《樱桃的滋味》《特写》这些长片，影迷们大多熟悉。

但很少有人知道，1970到1982年他拍的八部短片，才是他艺术风格的真正起点。

这些片子在伊朗本土都没掀起啥水花，若不是后来长片火了，恐怕早被埋在电影史里了。

这些被忽视的短片，藏着阿巴斯成为大师的全部线索。

阿巴斯的第一部短片《面包与小巷》，1970年拍的，故事特别简单。

一个小男孩拿着面包棍，在路上碰到一条不友好的狗，就这么点事儿。

这个故事不是编的，是他弟弟塔吉的真实经历，他弟弟还跟着一起写了剧本。

更有意思的是，片子里的动作节奏，是照着披头士《生活在继续》的爵士乐版本排的。

放到现在看，这种把日常小事拍得有滋有味的本事，真是天生的。

能拍出这样的短片，和一个机构的邀请分不开。

1969年，阿巴斯快30岁的时候，之前工作过的广告公司老板找了他。

这位老板当时成了伊朗儿童和青年智力发展研究所，也就是Kanun的主管，想让他帮忙建机构的电影部门。

阿巴斯那时候还不是专职电影人，之前做过海报设计、广告拍摄，这些经历后来都用到了短片里。

比如1972年拍的《课间休息》，讲一个男孩打破窗户被赶出教室的故事，学校走廊墙上的字幕卡设计得既整齐又古怪，一看就是有设计功底的人做的。

阿巴斯为Kanun拍的这些短片，名义上是教育片，但他没按套路来。

本来想把这些短片归为儿童教育片，但后来发现完全不对，它们连成年人都能看进去，还藏着不少实验手法。

1975年的《一个问题的两种解决方法》就是个例子，两个男孩闹矛盾，一个把另一个的本子撕破了。

片子没说教，就把折断的铅笔、撕裂的衬衫这些细节拍出来，然后再演一遍犯错的男孩把本子粘好的场景。

这种对比着讲故事的方式，有点像布莱希特说的教育剧，但又多了点幽默。

有人说这风格像“罗伯特・布列松指导劳莱与哈台”，还真挺贴切。

这些短片里，“重复”是个常用的招儿。

1981年的《有序或无序》，把男孩在学校、成年人在路口的行为各拍了两遍，一遍有序一遍无序，让人自己琢磨哪种更好。

1975年的《我也能》里，他还加了动画，让孩子模仿动物的动作，用对照镜头拍出来，特别有新意。

更关键的是，这些片子都不给标准答案，比如1982年的《合唱团》，讲一个老人嫌吵，把助听器关了。

片子没说噪音好不好，就拍老人的这个选择，把思考留给观众。

这种“镜头是问题不是答案”的路子，后来成了阿巴斯的招牌，和塔可夫斯基这些导演的风格不谋而合。

阿巴斯自己说，拍这些短片时没把自己当艺术家。

但这些片子实实在在影响了伊朗电影，让儿童主题的电影在当地流行起来。

更重要的是，这些短片里的手法，后来全用到了长片里。

他为Kanun拍的最后两部作品，直接变成了90年代的《特写》和《生生长流》，这两部可是让他扬名国际的成人艺术片，《特写》里连个儿童角色都没有，却成了他进入世界影坛的敲门砖。

从短片到长片，阿巴斯的叙事套路其实没换过。

短片里常用的重复叙事，到了长片里更明显。

1987年的《何处是我朋友的家》，主角在山路上来来回回跑；1994年的《橄榄树下的情人》，让非专业演员反复重拍一场戏；1997年的《樱桃的滋味》，中年男人开车反复找陌生人帮自己处理后事。

这些长片里的重复情节，和早年短片里的对照镜头、两次叙事，本质上是一回事。

这种手法的升级，在《有序或无序》和后来的《十段生命的律动》里看得最清楚。

1981年拍《有序或无序》时，阿巴斯还会在现场给工作人员提要求，镜头里能看出导演的干预。

但到了2002年的《十段生命的律动》，他完全变了，不干预拍摄，只在场次之间按铃衔接，把自己比作足球教练。

这种从“引导”到“观察”的转变，根子还是在早年短片的实验里。

没有那些年在教育片框架里的摸索，恐怕也不会有后来的突破。

当年这些短片没人关注，其实反映了那时候影评界的偏见。

当时的影评人眼光确实窄了点，把世界电影就看成欧美日本那点东西，印度的萨蒂亚吉特・雷伊、非洲的乌斯曼・塞姆班算是少数被记住的非欧美导演，伊朗、韩国这些地方的电影根本没人在意。

直到后来阿巴斯的长片火了，大家回头翻这些短片，才发现错过了宝。

现在这些短片经常在国际影展上重播，还被评为伊朗电影新浪潮的预演。

现在再看这些短片，才明白它们不是被遗忘的边角料。

阿巴斯后来能成为世界名导，这些藏在细节里的实验和思考，才是最扎实的地基。

而那些曾经被忽视的作品，往往藏着最真的艺术初心。

这大概就是重新翻看这些短片，最让人感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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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曦言说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