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860年4月9日，巴黎的一间实验室里，爱德华-莱昂·斯科特·德马丁维尔（Édouard-Léon Scott de Martinville）正在对着一个奇怪的漏斗唱歌。
迟到的声音
1860年4月9日，巴黎的一间实验室里，爱德华-莱昂·斯科特·德马丁维尔（Édouard-Léon Scott de Martinville）正在对着一个奇怪的漏斗唱歌。
这首歌是法国民歌《在月光下》。斯科特唱得很费力。漏斗的另一端连接着一根猪鬃毛。随着声波震动空气，猪鬃毛在一个裹满煤烟、匀速旋转的纸筒上刮擦。黑色的煤灰被刮掉，露出了白色的波浪线。
斯科特并不想把声音放出来听。作为一名排版校对员，他的职业习惯让他只想把声音变成一种速记符号。他发明这台机器——“声波记振仪”（Phonautograph），初衷是为了让聋哑人通过阅读波浪线来理解人类语言。
那张熏黑的纸被存入了档案。斯科特至死都不知道那条波浪线里藏着什么。
148年后，2008年。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的研究人员找到了这张纸。利用高精度的光学扫描技术，他们把纸面上的波纹转化为数字信号。电脑扬声器里传出了声音。
那是一个音调极高、类似女性的声音在唱《在月光下》。研究人员起初以为这是斯科特的女儿。后来他们发现是回放速度搞错了。调整转速后，声音变得低沉迟缓。那是斯科特本人的声音。
他在1860年对着漏斗呼喊，声音却在2008年才撞击到空气。
大西洋彼岸，另一个人对这种纯理论研究毫无兴趣。他只关心怎么把震动变成钱。
爱迪生的针刺破了手指
1877年，托马斯·爱迪生并不想发明留声机。
当时他正专注于改进电话机。为了让电话信号传输得更远，他在研究一种中继器。实验过程中，一根由于接收到强信号而高速震动的金属针刺到了他的手指。
这种刺痛感让他产生了联想。如果针尖的震动能在皮肤上留下痛感，它也能在软且脆的材料上留下沟槽。反过来，如果让针尖重新划过这些沟槽，针尖就会重现之前的震动。
这完全是机械原理，不需要电。
爱迪生让机械师约翰·克鲁西造了一台原型机。这台机器简陋得像个厨房用具：一个带螺纹的金属圆筒，上面裹着锡箔纸，旁边架着一个送话器，送话器底部有一根钢针。
爱迪生对着送话器喊了一句：“玛丽有只小羊羔。”（Mary Had a Little Lamb）。
他摇动手柄，把针头复位，再次摇动。机器发出了尖锐、失真、夹杂着金属刮擦声的人声：“玛丽有只小羊羔。”
机械师克鲁西吓得脸色发白。
爱迪生申请了专利。但他对这项技术的商业前景判断出现了偏差。他在《北美评论》上列出了留声机的十项潜在用途。排在第一位的是“记录临终遗言”，排在第四位的是“教授拼写”，排在最后的是“音乐盒”。
在他眼里，这是一台严肃的办公设备，或者是一种保存死者遗产的工具。早期的锡箔纸圆筒录音几次就会破损，声音听起来像是被掐住脖子的鸭子。爱迪生很快失去了兴趣，把这个发明扔在一边，转头去研究更赚钱的电灯泡。
声音被解决了，虽然听起来很糟，但这只是技术发展的初步阶段。与此同时，在加利福尼亚的一个赛马场上，一群人正试图解决视觉的问题。
25000美元的赌局
利兰·斯坦福，加利福尼亚前州长、铁路大亨，是一个极其较真的人。1872年，他卷入了一场关于马的争论：马在奔跑时，是否有一个瞬间四蹄同时腾空？
这不仅是生物学问题，也是赌局。有传言说赌注高达25000美元。由于人眼的视觉暂留效应，没人能看清马蹄的高速运动。斯坦福决定找人来拍下来。
他找了埃德沃德·迈布里奇（Eadweard Muybridge）。
迈布里奇是一个性格古怪的英国摄影师。就在接手这个任务前后，他经历了一场审判。他在家中的信件里发现妻子与一名叫哈利·拉金斯的少校有染。迈布里奇找到了拉金斯，对着他的胸口开了一枪，当场将其击毙。
在法庭上，迈布里奇的律师没有否认杀人事实，而是辩称这是为了维护家庭荣誉。陪审团最后给出的判决是：“正当杀人”。迈布里奇被当庭释放。
这个刚杀完人的摄影师来到了帕罗奥多的赛马场。
为了捕捉马的动作，单一相机快门速度不够。迈布里奇设计了一套复杂的机关：他在赛道旁一字排开架设了12台照相机（后来增加到24台）。每台相机的快门都连着一根横跨赛道的细线。
马冲过跑道，马蹄依次踢断细线，触发快门。
照片洗出来了。其中一张照片里，马的四条腿全部蜷缩在肚子底下，确实完全腾空。斯坦福赢了赌局。
但这组照片带来了副产品。迈布里奇把这些连续动作的照片印在一个玻璃圆盘上。当圆盘快速旋转，并通过灯光投射到屏幕上时，那匹马跑了起来。
这台机器叫“动物园视镜”（Zoopraxiscope）。它还不是电影，它更像是一个会动的幻灯片。但在座的观众看到了时间的切片被重新粘合在一起。
迈布里奇需要带着他的机器去欧洲巡回演讲。在那里，一个法国人看到这些照片后，觉得迈布里奇的方法太笨了。
用枪射击飞鸟的教授
艾蒂安-朱尔·马雷（Étienne-Jules Marey）是法国著名的生理学家。他研究鸟类飞行、人类行走和猫的落地姿势。
对于马雷来说，迈布里奇那种架设24台相机的方法简直是浪费资源。如果要在野外拍摄飞鸟，根本没法架设绊索。他需要一台能随身携带、连续拍摄的机器。
作为一个研究生理结构的人，他从武器中找到了灵感。
1882年，马雷制造了“摄影枪”。这东西的外形就是一把来复枪。枪管里装了透镜，弹仓位置装了一个感光的玻璃圆盘。
扣动扳机，圆盘开始旋转，快门连续开合。这把枪一秒钟能拍摄12张照片。
马雷拿着枪对着天空射击。海鸥的飞行轨迹被留在了底片上。
但他遇到了材料学的瓶颈。玻璃盘太重，惯性大，且易碎，无法长时间连续拍摄。这一障碍限制了影像的长度。
大洋彼岸的美国人乔治·伊斯曼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发明了硝酸纤维素柔性胶卷。这种透明、可弯曲的塑料条代替了玻璃。
马雷迅速跟进。他抛弃了枪的造型，设计了一个方盒子，里面装满柔性胶卷。这不仅大大延长了拍摄时间，也确立了现代摄影机的基本结构：一个不透光的盒子，一套传输胶卷的机械装置，一个镜头。
马雷并不在乎他的发明能不能娱乐大众。他拍下的画面枯燥乏味：仅仅是黑背景下的人体骨骼运动。他甚至给拍摄对象穿上画着白线的黑紧身衣，只为了看清关节。
技术已经就绪，但还缺最后一块拼图：商业化。这块拼图本该由一个名叫路易·勒普林斯的法国人完成。
消失的法国人与爱迪生的独眼箱子
在电影史上，路易·勒普林斯（Louis Le Prince）是一个特殊的存在。
有证据表明，他在1888年——比爱迪生早3年，比卢米埃尔早7年——就已经在英国利兹拍摄了世界上第一段真正的活动影像。那段胶片仅有2秒钟，记录了花园里散步的人。
1890年9月，勒普林斯准备前往纽约展示他的发明。他登上了从第戎开往巴黎的火车。
火车抵达巴黎时，勒普林斯不见了。他的行李也不见了。没有人看到他下车，车厢里没有打斗痕迹，轨道旁也没有尸体。这位电影先驱就这样在这个世界上物理性地蒸发了。
历史把机会交回了爱迪生手中。
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交给了爱迪生的助手威廉·肯尼迪·迪克森。爱迪生本人对电影依然持怀疑态度，他把具体的研发工作丢给了迪克森。
迪克森做出了一个决定性的设计：他在35毫米宽的胶片边缘打上了孔。这些齿孔让齿轮可以精确地咬合胶片，保证每一帧画面的停留时间稳定。直到今天，这个标准依然在部分胶片摄影中使用。
1891年，爱迪生推出了“活动电影视镜”（Kinetoscope）。
这是一个重达几百斤的大木箱。它不是投影仪。观众必须把眼睛凑到箱子顶部的目镜上，一次只能一个人看。
为了拍摄影片，爱迪生在新泽西建立了一个摄影棚。这个房子外号叫“黑玛丽亚”（Black Maria）。为了保证采光，房子安装在圆形的铁轨上，随着太阳的移动而旋转。房顶可以打开，内壁刷得漆黑，只有演员在阳光下暴晒。
爱迪生坚持不研发投影仪。他的逻辑是商业的：如果把画面投在屏幕上让一百个人一起看，哪怕每人收很少的钱，也不如让这一百个人排队，每人投币看一次那个木箱子赚得多。
这是一种贪婪导致的短视。在法国，一对经营照相工厂的兄弟看穿了这个漏洞。
卢米埃尔的工厂大门与被夸大的惊恐
路易·卢米埃尔和奥古斯特·卢米埃尔不想做大木箱。
作为欧洲最大的照相干版制造商，他们对机械结构有着直觉般的敏感。路易·卢米埃尔从缝纫机上找到了灵感。缝纫机的压脚可以压住布料前进，停下，再前进。
他设计了一个叫“抓片爪”的装置。这个爪子钩住胶片的齿孔，向下拉一格，停住让底片曝光，再拉下一格。
1895年2月，他们申请了专利，机器名为“活动电影机”（Cinématographe）。
这是一台精妙的三合一机器：它是摄影机，可以带到户外拍摄；它是洗印机，可以冲洗胶片；只要在后面装上强光灯泡，它就是放映机。
1895年12月28日，巴黎卡普辛大道的大咖啡馆地下室。卢米埃尔兄弟挂出了一块白布。
当天只来了33个付费观众，门票1法郎。
灯光熄灭，机器开始转动。墙上的白布出现了画面：里昂卢米埃尔工厂的大门打开，工人们走了出来。画面是黑白的，没有声音，但它是动的。
随后播放了《火车进站》。关于这部电影，后世流传着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观众看到火车冲着镜头开来，以为是真的，吓得尖叫逃窜。
这大多是夸张的杜撰。
当天的报道和目击记录显示，观众确实感到震惊，但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细节的真实。他们惊讶于背景中“树叶在风中颤抖”，惊讶于蒸汽的飘散。这是一种从未有过的视觉体验——现实被完整地复制并重放。
爱迪生在“黑玛丽亚”里拍的是杂技演员、大力士和跳舞的女人，那是表演。卢米埃尔拍的是工人下班、婴儿吃早饭和打牌的男人，那是生活。
电影诞生了。它迅速成为一种狂热的娱乐。但这种狂热很快就被一场大火浇灭。
慈善集市的大火
早期的电影胶片使用的是硝酸纤维素，硝酸纤维素是制造炸药（如硝化甘油炸药）的重要成分。它极易燃烧，且燃烧时不需要氧气，甚至在水下也能烧。
1897年5月4日，巴黎举行一年一度的慈善集市。这是上流社会的社交盛事，在此设立了电影放映摊位。
放映员遇到了一点麻烦：以太灯（用于投影光源）里的燃料用完了。他在黑暗中划了一根火柴去查看。
含有乙醚蒸汽的灯立刻爆燃，火焰瞬间吞噬了上方的硝酸纤维素胶片。
火势在几分钟内失控。木质结构的展厅变成了炼狱。那一天，有126人被烧死。死者大多是身穿繁复裙装、无法逃跑的贵族女性，其中包括奥地利皇后的妹妹阿朗松公爵夫人。
这场灾难让电影在上流社会眼中变成了“危险的底层娱乐”。电影业面临夭折的风险。
拯救它的是一位叫乔治·梅里爱（Georges Méliès）的人。
梅里爱原本是罗贝尔-乌丹剧院的老板。他参加了卢米埃尔那场首映式，当即想买一台机器。卢米埃尔拒绝了，说：“这项发明没有未来。”
梅里爱从英国搞到了类似的机器。有一天，他在巴黎歌剧院广场拍摄街景。机器发生了故障，胶片卡住了。他弄好机器后继续拍摄。
回去冲洗胶片时，他看到了奇异的一幕：画面中原本行驶的一辆马车突然变成了一辆灵车；路上的男人瞬间变成了一个女人。
这是因为停机期间，现实场景发生了变化，而胶片并没有记录这一断层。
梅里爱意识到了什么。他不需要像卢米埃尔那样记录现实，他可以创造现实。
他开始在摄影棚里捣鼓，停机再拍、多次曝光、叠印。1902年，他拍出了《月球旅行记》。
观众重新回到了电影院。他们不再仅仅是为了看“活动的现实”，而是为了看“被制造的梦境”。
至此，技术完成了闭环。
从斯科特用猪鬃毛在烟纸上划线，到梅里爱用胶片把人送上月球。人类终于掌握了把时间和感官随意切割、保存、重组的技术。
那个曾经只能随风消散的物理世界，现在可以被关进这个盒子里。
来源：会升级的冬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