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一名听障者成为母亲，会面临哪些问题？在电影《无声挚爱》中，镜头首先对准的是产房里的画面。主人公安吉拉躺在产床上，满脸苍白，一阵阵宫缩让她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一旁的医生不断地朝她大喊，“用力！用力！”可是她根本无法听见她们的声音，极度的疼痛也让她难以分神去读唇

《无声挚爱》影评。（资料图）

当一名听障者成为母亲，会面临哪些问题？在电影《无声挚爱》中，镜头首先对准的是产房里的画面。主人公安吉拉躺在产床上，满脸苍白，一阵阵宫缩让她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一旁的医生不断地朝她大喊，“用力！用力！”可是她根本无法听见她们的声音，极度的疼痛也让她难以分神去读唇语。内心的无助与慌乱几乎将她淹没，她已接近崩溃。

丈夫赫克托站在产床后方，焦急地看着这一切，却无法提供帮助。刚进产房时，他一直陪在安吉拉身边，给她充当手语翻译，传达医生的指令。然而，安吉拉的生产并不顺利，很快出现了胎心过缓的情况，更多医生进到病房帮忙，赫克托被迫给他们让出位置。好在，即使场面一片混乱，安吉拉最终还是成功生下了女儿奥娜。

这一幕出自导演伊娃·利伯塔德的精心设计。拍摄这部影片前，她听过很多听障母亲的分娩经历，她注意到，几乎所有描述都是充满负面的，这些母亲觉得，医疗系统并未为她们做好足够的准备。在利伯塔德看来，“听人世界对聋人设置的沟通壁垒已足够残酷，若医疗机构本就存在暴力倾向或缺乏服务女性的理解力，那么聋人母亲的处境可想而知。”于是，她将这些在生产中充满张力的细节都一一呈现在影片中。

事实上，安吉拉的饰演者米里亚姆·加洛也是一名听障者，她是导演利伯塔德的姐妹，影片的灵感正是来源于她的经历。加洛曾经也考虑过成为一名母亲，她跟利伯塔德分享了内心的各种恐惧。也是在那个时候，利伯塔德才意识到，听障女性如果想成为一名母亲，除了要面对女性身份共有的不安外，还增添了一份因聋人身份而产生的更为隐秘的恐惧。以此为灵感，利伯塔德拍摄了短片版本的《聋人》。

在现实生活中，加洛最终决定放弃成为一名母亲。拍完短片后的利伯塔德却不满足，她想要更深入地探讨听障母亲这一议题，也想知道，如果一个婴儿真的出生了，会发生什么？因此，她写了这部关于后续故事的长片。

在影片中，女儿奥娜出生后，安吉拉和赫克托一直密切关注她的反应，医生告诉他们，孩子有一半概率是聋人，他们一直很担心。幸好，一段时间过去，经过检测，奥娜听力正常。在此处，影片细腻地呈现了安吉拉在医生告知结果后的反应：她并没有想象中那般开心，只是略带僵硬地扯出一个笑容。

她意识到，一道无形的沟堑正在将自己和女儿隔开，它不仅仅指的是交流上的问题，更是听人与聋人世界之间难以逾越的理解壁垒。“她看到她的孩子加入了这个她永远无法100% 成为其中一部分的世界，她的伴侣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她害怕被排除在外。”导演这样解读这一细节。

除了内心的忧虑，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挑战更是令安吉拉难以承受。她无法听见奥娜的哭声，等她意识到时，即使她再怎么努力想哄住女儿，也无法像丈夫那样发出一连串声音，瞬间将她安抚住；当孩子第一次说话时，她也根本听不见，更难以理解丈夫的兴奋，哪怕当时孩子就在她旁边；而在奥娜上托儿所后，一位母亲邀请她加入家长群，她却因无法读懂对方的唇语，只能尴尬地笑着走开。

与此同时，安吉拉与丈夫之间的感情裂缝也在扩大。孩子出生前，丈夫一直将手语作为与她沟通的首要方式，无论在什么场合都会及时为她翻译。但在孩子出生后，丈夫与女儿交流时会直接使用口语，时常忘记在其他场合将内容转译给安吉拉，甚至有时会直接代替她发声。这些都让安吉拉感觉自己被隔绝在听力世界之外。为了融入这个以声音为中心的世界，她不得不努力说出一些自己能发出的单词。

影片也刻意设置了一组对照。在与聋人朋友相处时，安吉拉并不担心沟通问题，手语就是他们的第一语言，他们能畅快地聊旅行、聊孩子，一切都是轻松自在的。在这里，“听障”不再被视作一种疾病，而是被内化为一种鲜活、独特的存在方式。

然而，在另一个世界里，当安吉拉跟赫克托的朋友聚会时，她却始终像一个局外人，时常处在被忽略的状态。尽管她总是努力地在辨识每一句唇语，但在重叠交织的快速对话中，她很难跟上他们的节奏。最终，她只能以哄孩子睡觉为借口，默默离场。

“她与自身的聋疾之间也存在着美好而紧密的联结。真正未能做好准备的，是那个听人构筑的世界。”导演曾在采访中这样说。

事实或许正是如此。也因为这样，观众可能会一度觉得安吉拉太过敏感偏执——她一直以来都不愿意佩戴助听器，会因店员不懂手语而生气离开；当女儿奥娜无法理解她的手语、被周围的声音吸引住时，她会强行给女儿戴上降噪耳机，以求孩子专注于她的手势。而当安吉拉的这些行为被苛责时，或许也正说明她身为一名听障母亲所处的困境——大家总是习惯于以一个听人的角度去评判聋人的举止，却未曾意识到这种审视本身就是一种傲慢。

在采访中，利伯塔德坦言自己并不想塑造一个模范的聋人角色，而是倾向于塑造一个充满矛盾的女性。“我想呈现一位能改变主意、充满不确定性、做出观众未必认同抉择的聋人女性。有人曾指出剧本中的安吉拉可能令人反感，我暗自庆幸——她本就该如此。”

影片在临近结尾的二十分钟里，以极具创造性的方式打破了听人与聋人之间的隔阂，将观众拽入到安吉拉的世界中。声音倏忽褪去，周围的一切像被裹上厚厚的棉花，安静地令人心慌，只偶尔传来一丝丝模糊的声响。

而当安吉拉戴上助听器时，现实却以另一种暴力形式袭来，椅子的拖动声、孩子的哭声都如同一把尖刀在耳膜上刮过，尖锐得令人难以忍受，那些破碎的言语信息变成了需要她费力辨读的背景杂音。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观众才得以真正理解了安吉拉。

令人欣慰的是，影片结尾还是给观众留下了一抹温情：安吉拉带着女儿奥娜在户外嬉戏，小狗卢克陪伴在她们身边。当安吉拉用手语向奥娜比出“小狗”时，奥娜竟也抬起小手，笨拙却准确地模仿出这个动作。而直到这一刻，安吉拉才终于与女儿完成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交流”。

南方周末记者 翁榕榕

责编 李慕琰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