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我来说，安德森做到了将不太可能被改编的品钦小说，改编成电影的一个最优方案，而且电影能够和当下美国政治有挂钩，最大可能实现一种群体共鸣。我觉得，这已经成功了。”南京大学外语学院教授但汉松是品钦超级粉丝和研究者，在他看来，电影《一战再战》故事内容虽然与小说《葡

正在院线上映的‌保罗·托马斯·安德森（PTA）电影《一战再战》，改编自美国作家托马斯·品钦的小说《葡萄园》。

“对我来说，安德森做到了将不太可能被改编的品钦小说，改编成电影的一个最优方案，而且电影能够和当下美国政治有挂钩，最大可能实现一种群体共鸣。我觉得，这已经成功了。”南京大学外语学院教授但汉松是品钦超级粉丝和研究者，在他看来，电影《一战再战》故事内容虽然与小说《葡萄园》相去甚远，但电影的整体框架和人物关系是从品钦小说那里来的，甚至有不少恶趣味都来自《葡萄园》和品钦作品。所以对但汉松这样一个品钦迷来说，电影里很多细节能让他会心一笑，“PTA是真的懂品钦的。”比如，无论是小说《葡萄园》还是电影《一战再战》，内驱力最后都是父女情，“我觉得这一点是完美继承了原作。”

《葡萄园》是品钦自小说《万有引力之虹》推出17年后的第一部作品，小说以少女普蕾丽寻找母亲的流亡生活为线索展开，以20世纪80年代为背景描写了这个世纪60年代的社会生活，涉及摇滚乐、毒品、性、越战、学生运动等一系列现象与事件。

但汉松介绍，在创作小说《葡萄园》之前，品钦遇到了一段长时间创作瓶颈。自《万有引力之虹》后，美国文学界把品钦视为美国文学的象征，是一个梅尔维尔式的人物，但在整个1980年代，品钦只出版了一本短篇小说集。

一直到1990年，《葡萄园》出版，这是一部以1984年为主要背景的小说。1984年是一个神奇的年份，自从奥威尔小说《1984》之后，这四个数字成为一个文化符号和寓言。

外界对《葡萄园》的出版充满期待，但这部小说的出现，一开始让读者和评论界非常失望，但汉松说：“评论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会认为，《葡萄园》是品钦最差的一部作品。比如里面用了很多烂梗，史诗性没有《万有引力之虹》那么庞大，等等。”

但在最近的十几年，但汉松认为，“《葡萄园》在品钦小说作品序列中的地位急转直上”，“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很多学者开始对新自由主义有了一个悔悟性的认识，然后再回过来看《葡萄园》。而在此之前的整个1990年代，大家对新自由主义还没有感知。”

《葡萄园》刻画了两个时间段，1960-70年代美国嬉皮士运动，以及1984年的美国。在小说里，品钦通过回溯和反思嬉皮士运动，刻画了美国社会二三十年的变迁，从嬉皮士时代逐渐走向保守化，一直到1980年代里根时代的保守主义回归。

PTA一直想拍《葡萄园》，据说想了十几年，仍然不知道怎么启动，不知道怎么改。而在特朗普时期，ICE到处抓捕非法移民，给了导演强烈的灵感。于是小说里的学生运动被置换成了解救非法移民。在小说里，品钦带读者回到1960年代类似伯克利这样的地方，学生们写《休伦港宣言》，学生教授手拉手走在校园、走上街头，面对军警的橡皮子弹。当时的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站在历史终结的前夜，可以去改变历史。品钦通过小说去追忆这个历史，通过小说《葡萄园》同时去反思大家对1960年代精神的背叛。

在品钦那里，1960年代的学生运动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不久前刚刚去世的詹明信曾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为60年代断代》，在一个全球史的语境下，他以一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视角来看待1960年代。“品钦作为亲历者，他对这个时代有一种缅怀或者追忆，我认为是非常有必要的。”

“很多时候我们会笑他们，你们永远就想一些1960年代破事。但对品钦来说，这些几乎是他们的全部，他们曾经有过改变世界的勇气。但是，现在被电视文化，被互联网文化，被新自由主义系统性抹杀了。在这个意义上，我蛮认同他的这种固执、执拗回到1960年代。然后某种意义上，安德森不也是这样吗？”但汉松对澎湃新闻记者说，“所以品钦和安德森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他们的作品中，他们愿意回到那个时候，回到那个地方，然后去提醒美国人，我们曾经有过那样的历史。”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金雯曾写过关于品钦《葡萄园》的学术论文，她同样关注到品钦创作中对于1960年代学生运动的转向以及新保守主义的崛起，“他有一个洞见，他认为，很多人都有一种对权力权威的天然折服，在权力面前，很多人有受虐倾向。在此之下，很多人把自己包装成很有魅力的人物，尤其是具有性魅力，所以在他小说里，女主人公为何会叛变组织呢？就是因为她被代表国家的波洛克魅惑，这里有性的维度。这在《万有引力之虹》里也有这样元素：我们被折磨，但同时产生快感。他通过性来探究权力深层因素，探究保守倾向为何出现。”

但汉松对澎湃新闻记者说，“我们现在再来看过去几十年的历史，发现《葡萄园》几乎是以一不可思议的准确性，精准地预言了生活在一个新自由主义美国，到底意味着什么？作为一个品钦爱好者，我觉得特别欣慰。”

“对于电影，有一点我觉得比较可惜，因为在《一战再战》中，这种历史性的反思基本上被置换或者是消解了，变成一个更容易理解的东西。”但汉松说。在电影中，激进革命团体是“法兰西75”，而在小说里是一群拍纪录片的青年“24帧”，他们记录美国那个时候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所以在小说里，他们的所谓革命以媒介为中介。但在电影中，为了视觉效果，它置换成了一种类似“巴德尔一梅因霍夫帮”等欧洲极左翼组织，事实上在美国历史上也没有这样的准军事组织，导演也许暗示的是被特朗普经常提起的安提法组织。

这部《一战再战》可能是PTA最具现实性和当下意义的电影，在此之前他的绝大部分电影和品钦一样，不可救药地沉溺于往昔。所以对于《葡萄园》的改编，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做成一部年代剧，“但是他选择当下，手机代替了电视，非法移民代替了学生运动，出现了更为现实和政治性的表达。”

而在这个“川普时代”，这样一种切中政治的电影表达，是需要勇敢的。在电影上映之前，极右翼活动家查理·柯克被刺杀，所以美国右翼媒体抨击安德森，“认为这是一部煽动暴力的电影。MAGA认为这是一部美化想刺杀查理·柯克的群体的电影，他们不会去看。他把电影拉得那么近，相当于提前过滤掉了美国政治光谱右翼的电影观众，这注定了电影票房最终暗淡的结局。”但汉松说。

事实上，PTA在电影里虽然充满着政治表达，但他却把左右翼两边的人都得罪了，在电影里把他们都刻画得不堪，甚至滑稽。他没有美化暴力，但反思了所谓的革命，电影中迪卡普里奥永远想不起的暗号，陷入了电话那头革命同志无休止的盘问，如同我们现实生活中永远无法解决问题的客服电话一样，但汉松说，“这非常卡夫卡！”

来源：新浪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