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阿达伦31》作为瑞典“新电影”运动核心导演波·维德伯格的代表作，以1931年瑞典阿达伦地区造纸厂工人罢工事件为叙事原型，融合社会写实主义与诗意电影美学，借由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的悲剧命运，深刻剖析阶级矛盾、国家暴力与人性脆弱性等核心议题，不仅成为欧洲社会写实主义

《阿达伦31》作为瑞典“新电影”运动核心导演波·维德伯格的代表作，以1931年瑞典阿达伦地区造纸厂工人罢工事件为叙事原型，融合社会写实主义与诗意电影美学，借由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的悲剧命运，深刻剖析阶级矛盾、国家暴力与人性脆弱性等核心议题，不仅成为欧洲社会写实主义电影的经典范本，更以其对历史与社会的批判性思考，叩问瑞典的国家历史与身份认同。该片于1969年荣获戛纳电影节评审团特别奖，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与社会意义。

一、导演波·维德伯格：瑞典“新电影”运动的理论旗手与实践核心

波·维德伯格是20世纪60年代瑞典“新电影”运动的关键推动者，其创作理念与实践打破了当时瑞典电影的保守格局，为瑞典电影注入了现实关怀与批判精神。

1. 理论主张与电影革新实践

• 批判传统电影范式：明确反对瑞典电影彼时盛行的保守化与戏剧化倾向，直指英格玛·伯格曼的创作“过度说教、晦涩玄秘”，认为其作品脱离现实社会语境，将其定义为缺乏“现实横向关联”的“垂直电影”，批判其损害瑞典民族形象的创作倾向。

• 构建写实主义电影理论：1962年出版的《瑞典电影面面观》成为瑞典电影界的革新宣言，书中系统提出社会写实主义的创作主张，强调电影应立足现实、反映社会，该理论得到1963年成立的瑞典电影协会支持，直接推动“新瑞典电影”运动兴起，扭转了瑞典电影的发展颓势。

• 跨领域创作的转型与突破：早年以小说创作步入文艺领域，在以批判文章引发业界关注后转向电影创作，通过对经典影片的文本分析与技法拆解完成自我学习，先后推出《婴儿车》《乌鸦住宅区》《鸳鸯恋》等作品，迅速确立在瑞典影坛的地位，并获得国际影界认可，为后续现实题材创作积累了成熟经验。

2. 与英格玛·伯格曼的创作维度差异

维德伯格与伯格曼作为瑞典电影史上的重要导演，其创作聚焦与艺术表达呈现鲜明分野：伯格曼专注于哲学思辨、上帝存在、人性困境等内在的精神宇宙，而维德伯格重视表现阶级矛盾、社会正义、民生困境等外在社会现实；伯格曼将作品的核心功能 归为探索人类精神世界的本质与边界， 而维德伯格则意于推动社会问题讨论与现实变革的催化剂 ；伯格曼聚焦个体内心的情感与思想交锋，维德伯格立足社会群体的生存状态与利益博弈。

3. 核心创作风格与艺术特征

• 坚定的现实关怀立场：始终以工人阶级、社会底层小人物及边缘群体为叙事核心，通过对其生活场景、生存困境与抗争历程的细致刻画，呈现社会弱势群体的真实生存状态。

• 鲜明的政治批判倾向：以左翼政治视角为创作底色，其作品直面社会不公、阶级差异与权威压迫等问题，以尖锐的叙事立场完成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与反思。

• 诗意化的视觉表达：在沉重的现实主题之外，形成了极具辨识度的诗意视觉语言，擅长运用自然光、外景实拍与精细化构图，使写实题材作品兼具抒情性与感染力，对瑞典夏季光影的精准捕捉成为其标志性创作符号。

• 以人物为核心的叙事逻辑：将社会批判建立在扎实的人物塑造与情感表达之上，其笔下的角色兼具真实性与复杂性，既展现人性的脆弱，也彰显人性的韧性，避免了人物塑造的符号化与扁平化。

二、《阿达伦31》的叙事结构与情节脉络影片以1931年瑞典阿达伦地区为空间背景，以造纸厂工人罢工事件为叙事主线，通过对一个工人家庭命运的追踪，完整呈现了罢工事件的起因、发展与悲剧结局，构建了兼具历史真实性与艺术感染力的叙事体系。

1. 冲突缘起：劳资矛盾的爆发

1931年夏季，风景优美的瑞典阿达伦地区以造纸业为主要产业，受经济萧条影响，当地造纸厂资方宣布大幅削减工人工资，该决定引发工人集体反对，认为其严重损害自身权益，最终爆发为期25周的大规模罢工运动。2. 矛盾升级：劳资对抗与内部分歧资方为维持生产秩序，从外地招募“工贼”替代罢工工人，罢工工人以暴力手段阻止“工贼”上岗，导致劳资矛盾进一步激化；工人哈拉德作为温和派代表，既拒绝配合工厂资方的反罢工措施，又坚持反对罢工群体的暴力抗争方式，因此遭到罢工群体与资方的双重不满，陷入孤立境地。

3. 情感线交织：阶级差异下的爱情悲剧

哈拉德的儿子切尔热爱音乐，凭借音乐才华获得工厂经理的赏识，常受邀前往经理家中演奏，期间与经理之女安娜产生感情，两人的恋情因阶级身份差异埋下隐患，成为串联劳资冲突与个体命运的重要线索。

4. 暴力失控：国家机器介入与冲突激化

随着罢工僵局持续，资方与地方政府以“维持秩序”“保护工贼”为由请求军队介入，罢工氛围愈发紧张；在一次大规模工人游行中，冲突达到顶点，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罢工者及家属向军队守卫的工厂进发，切尔与哈拉德被卷入游行人群；与此同时，怀孕的安娜被母亲秘密送往外地堕胎，两条叙事线同步走向悲剧。

5. 悲剧结局：双重死亡与个体命运的崩塌

游行现场陷入混乱，军队向人群开枪，哈拉德等5人（含1名无辜旁观女孩）中弹身亡，多人受伤；安娜因堕胎手术失血过多死亡，切尔同时失去父亲与恋人；他拉响船厂汽笛，以尖锐的声响宣泄悲愤，青春彻底终结，被迫承担起家庭支柱的责任，其撕碎父亲染血衬衣、与母亲共同擦拭窗户时“面带笑容却难掩绝望”的场景，成为个体在社会暴力中命运崩塌的经典写照。

三、《阿达伦31》的核心主题与思想内涵

影片以1931年阿达伦工人罢工事件（历史上该事件导致5名工人遇难，直接推动瑞典社会民主党长期执政，奠定现代瑞典福利国家基础）为原型，通过艺术化叙事构建“记忆政治”的表达载体，在官方历史定论形成前，以人文关怀视角重塑被国家暴力碾压的个体故事，其核心主题可从三个维度展开分析。

1. 阶级冲突与劳资矛盾的本质剖析

影片直指劳资关系中的结构性矛盾，揭示资本与劳动的利益博弈本质：资方以经济萧条为借口削减工资，本质是对工人权益的剥夺；工人通过罢工争取合理权益，却因资方“雇佣工贼”的对抗性手段陷入暴力循环；而温和派工人哈拉德的孤立处境，进一步展现了阶级冲突中个体理性的无力感，反映出劳资矛盾难以调和的社会现实。

2. 国家机器的工具化与暴力后果

影片批判了国家机器（军队）沦为资本方工具的异化现象：地方政府与资方以“维持秩序”为由请求军队介入，实则将军队变为压制工人抗争的暴力工具；军队向手无寸铁的工人（含妇女、儿童）开枪，造成无辜者死亡，展现了国家暴力对公民权利的侵害，及其对个体家庭与社会秩序造成的毁灭性后果。

3. 社会暴力对个体命运的碾压

影片以切尔的成长视角为切入点，展现社会暴力对普通人生活的冲击：切尔的父亲死于军队枪击，恋人安娜因阶级身份差异被迫堕胎身亡，双重打击使其青春戛然而止，从热爱音乐的少年被迫转变为家庭支柱；这种个体命运的崩塌，折射出社会动荡中普通人的脆弱性，揭示了残酷社会事件对个体生活、梦想与情感的彻底摧毁。

4. 对“暴力”的多层次解构

维德伯格在影片中构建了“暴力”的多层级体系，通过对不同形态暴力的呈现，深化对社会矛盾的批判：

‬• 结构性暴力：资方削减工资的决策、对工人权益的漠视，构成引发冲突的经济与制度层面的暴力，是矛盾的根源。‬

• 对抗性暴力：工人以暴力阻止“工贼”上岗的行为，是被压迫群体在权益受损后的愤怒宣泄，体现了弱势群体的无奈抗争。‬

• 合法性暴力：军队受资方与地方政府委托实施的枪击行为，是由国家机器赋予“合法性”的暴力，也是造成悲剧的直接原因。

影片中军队指挥官在枪击事件后对资本家提出的“是我们开的枪，但是买子弹的钱是谁付的”之问，直指暴力背后的资本逻辑，揭露了阶级压迫是悲剧的本质根源。同时，影片拒绝将角色标签化，既未将工人塑造成完美的“正义化身”，也未将士兵刻画为纯粹的“施暴者”，而是展现士兵多为“年轻、困惑、恐惧的少年”，其行为源于上级命令的执行，这种复杂的角色塑造，揭示了悲剧的“系统性失败”本质——每个角色都是时代与社会体系中的一环，共同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四、《阿达伦31》的艺术风格与叙事策略

维德伯格在《阿达伦31》中融合社会写实主义与诗意美学，通过独特的镜头语言与叙事结构，既保证了作品的现实批判力度，又增强了艺术感染力，形成了兼具思想性与观赏性的创作风格。

1. 写实主义的镜头语言表达

• 冷静客观的观察视角：采用纪录片式的稳定镜头，以固定景别与小幅横摇镜头呈现工人之间的立场交锋与利益博弈，面对密集的对白与激烈的肢体冲突，镜头始终保持“旁观者”姿态，在叙事之外传递出对事件的反思与审视，如哈拉德因反对暴力遭工人围攻的场景，通过客观镜头语言凸显工人群体内部的矛盾，暗示群体行动中的理性缺失。

• 沉浸式的冲突场景营造：在表现工人与军队的流血冲突时，采用小景别与手持摄影的晃动镜头，结合尘土飞扬的环境、人群的呐喊与枪声，构建出极具临场感的场景，让观众直观感受罢工冲突的残酷性，如游行枪击场景中，镜头对“血色与黄沙交织”的画面捕捉，强化了暴力事件的冲击感。

2. 诗意美学与情感叙事的融合

• 以小见大的叙事视角选择：摒弃宏大的史诗式全景叙事，聚焦哈拉德这一普通工人家庭，以少年切尔的成长视角串联罢工事件的全过程，让历史事件不再是教科书式的冰冷文字，而是与家庭温情、青春困惑、初恋悸动等情感元素相结合，使叙事更具感染力，如切尔与安娜的相处场景，以细腻的情感描写平衡了罢工事件的沉重感。

• 视觉符号的抒情性运用：延续维德伯格标志性的视觉风格，通过自然光的运用、细腻的人物特写，以及瑞典夏季优美风光与暴力事件的对比，形成“诗意与残酷并存”的视觉张力，如影片中多次出现的夏日阳光、自然景观，与紧张的罢工氛围形成反差，暗示“平静表象下的社会危机”。

• 双线叙事的隐喻性构建：以“工人罢工”（阶级革命语境）与“切尔与安娜的爱情”（资产阶级浪漫情调）作为两条并行的叙事线索，两条线索因阶级差异形成天然对立，而罢工冲突的升级直接导致爱情悲剧的发生——安娜因阶级身份被迫堕胎死亡，切尔因家庭卷入罢工失去父亲，两条线索的悲剧结局相互呼应，隐喻“社会大环境对个体命运的决定性影响”。

3. 叙事节奏与情感张力的把控

影片对“沉默”的运用成为情感表达的点睛之笔：枪击事件发生后，喧嚣的呐喊与争吵瞬间停止，取而代之的是受害者亲属与围观者的“死寂”，维德伯格通过“声音真空”的叙事处理，放大了暴力事件带来的创伤，这种“无声的冲击”比悲壮的配乐更具感染力，让观众深刻体会到悲剧的沉重性。同时，这种叙事节奏的突然转变，也强化了个体在社会暴力面前的无助感，深化了影片的主题表达。

4. 创作争议与艺术局限

维德伯格在作品中对“感性浪漫”与“社会现实”的平衡，也引发了相关争议：一方面，社会主义阵营批评其创作理念模糊，认为浪漫主义爱情线索削弱了社会批判的力度；另一方面，这种风格上的“折中”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艺术潜力的充分释放，这一局限在其90年代创作的《教室别恋》中表现更为明显——该作品与“新电影”时期的现实题材创作风格截然不同，彻底转向情感化叙事，可见其创作理念的后期转变。

来源：说似一物即不中